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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知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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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孙磊 1994年，杨知寒出生于东北小城齐齐哈尔。她的童年在书籍的陪伴下度过，早早便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文学天赋。成年后，她以创作网络言情小说为起点，逐渐积累起一定的文学创作经验和知名度。 2018年，杨知寒的创作迎来了转折。她以一个被忽略的家庭成员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黄桃罐头》。此后，她的作品陆续在《人民文学》《当代》《花城》等刊物上发表，文学才华也逐渐得到业界认可。去年十月，她凭借冷峻而极富东北特色的小说集《一团坚冰》，荣获第六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成为东北文艺复兴浪潮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被迟子建称赞为“天才作家”。 摘得大奖后，杨知寒继续潜心打磨东北题材小说，沉寂一年后，推出小说集——《独钓》，以新近完成的九个中短篇故事描绘生活中平凡的普通人。他们身处时代洪流之中，创痛、挣扎和梦想，潜伏在人心深处的沟壑幽微，被作家用冷静克制又不乏细腻悲悯的笔触展现出来。 近日，杨知寒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观察语言外的其他表达 羊城晚报：短篇小说《黄桃罐头》用几处细节、几句闲笔就生动刻画出中老年女性江红玉幽微复杂的心理，您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杨知寒：相比于自己说话，我喜欢听人说话，喜欢大家都不说话时各做各的事情，可以观察到语言外的其他表达。有时是身体表达，有时是情绪传递，会觉得那些时候更接近真实。不是所有人都擅长表达、信任表达，他们表达自我的方式可能是通过种种不为人注意的细节。细节能够帮助小说鲜活起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与自身联系微弱的人。所需要的是一些耐心和专注。 羊城晚报：《黄桃罐头》是您一气呵成写出来的，小说集《独钓》的其他中短篇也是这样吗？ 杨知寒：介于两者之间的比较多。写作前是困难的，要有准备，如果准备不周全，那一天的写作就大概率无效。这种时候我会选择放弃，找点儿别的事情来做。我不擅长大修改，但会在每次写作前通读一遍之前写好的内容，用朗读的方式调整节奏，检验病句错字。这样也能让自己再回到小说里面，好比登台前的彩排。 写作的乐趣往往被痛苦裹挟 羊城晚报：您如何将自身的生活经验转化为虚构故事的养分？这种笔力更多靠的是天赋还是练习？ 杨知寒：我的生活经验贫瘠，没精彩的故事，但别人有，我愿意听，愿意多想一想。这种听来的经历也能化成自身成长的经验。 后天的练习是很重要的，天赋好比是蜡烛上的捻儿，有它可以点火，但没有一根粗实的蜡烛供它燃烧，光芒也是瞬间的浪漫，照明会很短促。“练习”一词包含了刻意，需要不断发现对自己来说难爬的山坡。发现它们已经让人沮丧，攀爬更费力气，要做事情，免不了如此。幸运的是，时至今日，写作于我仍然带有乐趣的一面，这种乐趣往往被痛苦裹挟，很难把它们单独拆分，能接受就全部接受，不能说要了这个、不要那个。 羊城晚报：您以前说“每写完一篇，都像经历一次从内而外的洗涤，人清澈了些”，还说过写作是一种心灵疗愈的过程，为什么？ 杨知寒：没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清楚自身有多少问题、遗憾和错误，而又没办法真的改变自己的行为，尽管说来似乎容易。在现实中我仍是一个懦弱的人，唯有通过写作不断认识一些事情，加深观念，劝慰自己，期许下次做得更好。 短篇快进快出比较“伤人” 羊城晚报：从网络文学到严肃文学的写作，感受有何不同？ 杨知寒：我觉得出色的网络小说会是出色的类型小说，会是出色的文学作品。它们之间的界限模糊，更谈不上天堑。转型是出于对自己的了解，我更专注的是人的部分，对故事的把控能力远达不到写作网络小说的要求；还有自律，和一些网络作家闲聊，发现他们在工作上的自律对我来说很难践行，我更适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羊城晚报：作为一名年轻作家，如今对您来说写作的最大痛点是什么？ 杨知寒：痛点来自情绪。写作上的困顿，基本来自这个。我每天在和自己层出不穷的情绪作战，渐渐习惯，但仍谈不上舒服。解决办法是专注于生活，专注于自己的当下。吃饭的时候就想吃饭的事，睡觉的时候就全身心投入睡眠，即便它们就像刹车一样，在停稳之前，始终需要一段制动距离。 羊城晚报：您好像很钟情于写短篇，之后考虑长篇写作或者其他文类吗？ 杨知寒：考虑尝试过，还是不太行。短篇不能说行，只是更符合我的个性，我很难长久陷入一种固定情绪，经常起来活动，比较缺乏定力。我觉得短篇比较“伤人”，不如长篇柔和，给情绪一个循序递进。短篇快进快出，一天能看三个短篇，需要转化三种情绪。 “东北给我带来松弛感” 羊城晚报：外界把您列入“东北文艺复兴”的队列里，小说集《一团坚冰》被称为“小说版《漠河舞厅》”，您现在对这种标签是什么态度？ 杨知寒：谈不上接受和不接受，喜欢和不喜欢，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和你的关系并不大。这是大家认识你的一种方式，打比方，和星座差不多，但不能完全一致。保持一定距离吧，因为写作这件事的模式是单独的。 羊城晚报：定居杭州之后，这座城市给您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和改变？ 杨知寒：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从小我在东北的性格就算“各色”，内向，不爱说话，饮食上口味偏淡。到了杭州，一切还如此。杭州是一座包容的城市，可以感受到许多善意和照顾，我到此生活已十一年整；在东北度过整个青少年时代的十八个年头，越来越清晰，令我经常怀念它的美好。我的父母都还在东北，我每年回去两趟，住一阵子，这是精神的休假。东北带给我的松弛感，回去了被叫一声“孩儿”，就像内心充电，无论写作还是生活，都有了更大的力气。 经常被打倒，借此好好休息 羊城晚报：您说过喜欢打游戏和下厨，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爱好？ 杨知寒：爱好归结来说就是玩儿。写作是有这点好处，好像无论做什么事，对它都有点儿帮助，全在于怎么看待。我还是猫奴，拼图爱好者，装修队业余队员，时常给家里换些摆设。我喜欢和亲近熟悉的人旅行，这样比较自在，也省麻烦，爱好一切不麻烦人自成乐趣的事。 羊城晚报：有一段时间年轻人对MBTI性格测试乐此不疲，作为青年作家，您怎么看待这种性格测试？ 杨知寒：前阵子朋友让我做了测试，之前也被人问过。不是不想知道自己什么人格，是一看到那么多题，就怕麻烦了。其实不用人说，我也知道自己大概是什么样子。也许这是现代人彼此拉近的一种办法，在真正接触之前，先有个判断，跟到医院号病似的，你看脑科，我也看脑科，咱们是病友啦。写作真能把人藏起来。写作不需要说明自己是什么人，读者也不是为看你而来的，而是看你写了什么，这就很能让人感到安全。 羊城晚报：您曾说“我享受那种在地上躺倒，被一拳KO的感觉，它可以让我心安理得地休息”——意思是，您有过被写作、生活打倒的时候？ 杨知寒：经常被打倒，经常给自己找理由去好好休息。在小说《瑞贝卡》里，我借人物之口，表达过看法，有些人是没法长久沉浸在一种状态中的，这保证他们不会患上严重的情绪病，却也天然阻断了一些东西——对深处漩涡之人隔岸观火，爱莫能助。被打倒了，我会躺一阵子，然后臊眉耷眼起身。这不是跟自己说我不能挫败，而是因为一直躺着，也很消耗；换个样子，即使精神上仍然躺着，肉体上也舒服些。 羊城晚报：书写这些平凡、低微、失意的小人物，能够为不断被现实生活摩擦的读者提供治愈的力量吗？ 杨知寒：真希望如此。我无意于制造伤痛，伤痛如果是被制造出来的，会有表演嫌疑。如果写作已经能把那些真切的伤痛呈现出来，激发人的恻隐之心，那何必再渲染呢？记得小时候课本上读过一句，“观赏他人的孤寂是种罪恶”，写小说，是把自己剥离出去，非“行恶”不可。那么在此之外，生活艰难实多，有点儿希望就给点儿希望，人总要生活下去。这是我在东北习得的课题，苦中作乐，不吃苦头，并不耽误行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