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枪便是草头王”

驳壳枪 图/视觉中国

　　

　　□ 邱捷

　　

　　如果有人问近代中国民间最普及的工业金属制品是什么？我会回答：“不算缝衣针、洋铁钉、搪瓷碗等零星小件，最普及的就是手枪和步枪。”当时的中国，自行车、缝纫机在日常生活中显然更有用，但普及率就远不及手枪和步枪。在民国前期，买一辆自行车要40—50元，但在广东合法购买一支最新式的步枪或手枪大概只要100—150元。20世纪20年代前期上海全市大概有15000辆自行车，同时期的广州肯定少得多。然而在广州，仅仅广州商团的新式步枪与手枪就过万支，商团还嫌少，要到国外大批增购，于是引发了1924年的“商团事件”。

　　《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0月24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枪械以广东为最多，合商团、乡团各种自卫枪械与现役军队并土匪等军，共有四百万（支）。”军警枪械所占比例有限，大部分由民团、盗匪、宗族、乡镇、私人拥有。按这个估计，广东的民间枪械至少有三四百万支。当然，大部分是土造、旧式的枪械，但其中新式枪械也有一二十万支。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刊登了一个《查验人民自卫枪炮章程》，列入的“人民自卫枪炮”有一两百种，大致上反映了两三个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火器史。从土造鸟枪、土造单响枪到新式手枪、步枪都有，甚至还有“各种管退炮、各种架退炮、各种药包炮、各种水旱风机关枪、各种轻手机关枪、各种机关炮”。管退炮（炮管后座可自动复进的新式火炮）、机枪在当时装备最好的军队中数量也很少。广东民间枪支总数不仅远超军警，某些民团、盗匪团伙武器的精良程度也超过军警。阅读近代报刊上的广东社会新闻，涉及民间枪械的报道触目皆是。下面选取不同时期、地点的几则。

　　一、1910年《香山旬报》第65期有一则报道，说的是一位刘姓女子嫁到李家，小两口新婚后不久就闹矛盾：

　　讵料闺中戏谑，李某以口角之故，竟触狮威，刘氏老羞成怒，即开衣箱，取出手枪追击李某，李畏而逃。于是李某之母及家人咸出劝解，再三向刘氏谢罪而后已。

　　这则新闻是否真有其事、其细节是否准确今天无法查考，值得关注的是民间对枪械的一般态度。《香山旬报》不是八卦小报，是革命党人办的一份比较严肃的地方刊物。记者只把此事作为地方新闻来报道，对新娘嫁妆竟有手枪没有特别评论，更没有说她私藏枪械违反了王法。两家长辈似乎也没有把事情看得太重。可见，在当日的珠三角地区，私人拥有手枪是司空见惯的事。

　　二、1910年6月24日晚上8时，200多名贼匪到顺德龙潭抢劫，打算先抢一间当铺。28日的《香港华字日报》报道：

　　当店鸣锣告警，梁姓乡人齐出快枪数百，分五路与贼大战。贼用无烟枪对敌逾时，伤者颇众，然拼死力拒。乡人即发快艇，一往勒流、一往容奇分取救兵。三鼓后各路救兵到者数百。于是时梁姓已将五路贼线打断，贼已仓皇失措。梁姓即通知兵勇云：“我乡人已在头阵、二阵，请作三阵进攻，贼可尽擒。”唯兵勇畏葸不敢前进，致贼得从容架浮桥分四路而遁。

　　龙潭及附近村镇一下子就可以出动“快枪数百”，可见该地乡民枪支数量之多。从报道看，乡民使用枪支、联合作战都颇有训练，战斗意志和战斗力比兵勇还强。盗匪一方精利枪支也不少，不过这次还是败于乡民。

　　三、广州《民生日报》1912年7月11日题为《山门护法亦须枪弹》的报道：

　　白云山能仁寺僧演非等称：窃白云山各寺院，上年本年先后被盗洗劫不下十次，从前并无购备枪械设防，故任令抢掠……僧等不得已竭力筹费，拟领村田枪六枝、子弹一千二百颗回寺应用。

　　昔日的大寺院往往会有一些武僧，但武艺再好也抵挡不了盗匪的枪支，所以能仁寺的出家人也要申请买步枪自卫。

　　四、广州《民生日报》1913年4月26日题为《高增墟群盗高会》的报道：

　　从化渡船来往省城，必经番禺慕德里司竹料、凤塘、高增等处河面。去年福军分扎高增、竹料各处，尚称安靖。自福军调后，所有沿河船渡均被匪拦河抢劫，近今尤为猖獗，甚至柴炭等船亦被搬抢。数月以来，从化沿河渡船无一敢开行，以致货物停滞，商场相率闭市。闻昨廿三号各匪以“联义堂”名目，召集党羽大会高增墟，各持曲尺、驳壳轰放示威，摆酒八十余席，商议勒收行水各事。

　　从这则报道可知民国初年广州一带盗匪的猖獗。“福军”指李福林部警卫军，警卫军相当于今日的武警。李福林在清末也是绿林头目，但在孙中山、朱执信等人引领下加入同盟会，民国初年成为警卫军的将领。其时军队有限、军费缺乏，故福军无法长驻高增、竹料维护治安。报道提到的“曲尺”即勃朗宁手枪；“驳壳”即毛瑟C96型半自动手枪及其仿造、改进型。后者是近代中国名气最大的手枪，由于其枪套是个木盒，在北方又被称为盒子炮、盒子枪。这种半自动手枪携带方便、可连续发射、射程较远、火力较猛、装弹较多，木盒枪套又可以接驳在手枪柄作为枪托抵肩射击，以克服连发时枪口上跳的问题。

　　有人说广东人把毛瑟C96型手枪称为“驳壳”，是来自英文box（盒）的讹音，笔者则猜测“驳壳”的俗名因“枪壳”（枪套）可与枪柄接驳而来。驳壳手枪价格昂贵，其时军队装备也很少。清末，李福林持孙中山的介绍函到香港，香港同盟会负责人冯自由赠给他一支驳壳枪，李得枪大喜，对人说：“某次各江绿林大会，各出其武器相示。独陆兰清（另一个著名的绿林头目）有驳壳枪一枝，称为全省第一，此后当不使阿兰专美于前。”可见清末只有少数盗匪头目拥有驳壳枪。但到民国初年，广东绿林人物持有驳壳枪者已非常普遍。驳壳枪成为民国时期的盗匪，尤其是广东盗匪标志性的武器。

　　上海《申报》1913年5月23日，曾为广州附近“专以包开赌博、勒收行水、劫掠掳掠为宗旨”的“驳壳会”发表了长达1200字的新闻报道，称该会“声明有驳壳者方可入会”，且“枪械均是新式，驳壳多者居首席，大有数枪以对之势”。《民生日报》也有多篇涉及“驳壳会”的报道。上引《高增墟群盗高会》的报道说与会者“各持曲尺、驳壳轰放示威”，他们可能是喝高了乱放枪，也可能是故意这样做的。为“打单”（写恐吓信勒索）、“收行水”（相当于“保护费”“买路钱”）顺利，盗匪就要张扬武器的威力，以使商民害怕、乖乖交纳。

　　五、上海《申报》1913年11月4日报道：

　　横江党魁李细苏昨经安抚员麦泽民招抚，业经就范。兹续闻李细苏受抚之日，其党友一百八十二人，皆新蓝绸衫裤，肩驳壳枪手曲尺，游行西南埠，随行有狮子、鼓乐、彩色顶马，非常闹热。各匪乡之致送顾绣横额、金猪、炮竹等物者络绎于途，紫洞艇十余艘环泊洞干，笙歌达旦。附近乡民见之，佥谓作匪之荣耀胜于前清科举云。

　　近代广东盗匪众多，剿不胜剿，官府经常不得不招抚其中部分。这则报道反映了李细苏团伙被招抚后在三水西南镇庆祝的热闹场面。那时吃的穿的都贵，绸衣服一般人穿不起，但这182个前盗匪全换上了崭新的蓝绸衣裤。“肩驳壳枪手曲尺”一句写得很传神，这些盗匪把驳壳枪接驳上枪盒扛在肩膀上、把曲尺（勃朗宁）持在手中游行，向民众展示自己拥有精利枪械。他们受招抚后，无论转为警卫军还是民团，仍人不离枪。吸引盗匪就抚的并非微薄的军饷，而是军警、团勇的新身份。“有枪便是草头王”，此后他们可用新的身份成为地方权势人物，“合法”地庇赌、勒索、强征。民国时期的广东，在匪、团、兵之间流动，或匪、团、兵难分的人物大有人在，不少乡村地区是这类人物掌权。即使没有盗匪经历和背景的民团首领，也会因直接拥有武力而成为横霸一方的土豪劣绅。

　　六、1926年广东开平县、鹤山县一个宗族刊物《开（平）鹤（山）麦族月刊》报道：

　　坑尾坊亚端，去年六月间，曾将团枪私押二次，押得之银，即往攻打四方城，幸皆获胜，旋即将该枪赎回，自此亚端以押枪为利是。本月初旬，复携往龙山墟私押，以供孤注，卒之一败涂地，无银取赎。同乡崇厚，昨又私押一杆，以致现下无枪看更。查该乡押枪，始自痘皮勤，因抗不遵罚，所以相继效尤，若非严行惩处，不特有碍治安，亦无以善其后也。

　　这则新闻说鹤山县龙山墟场团丁亚端，两次把“团枪”拿到当铺典当作赌资，终于输得清光无法把枪赎回。典当“团枪”的团丁不止亚端一个，还有“崇厚”和“痘皮勤”（粤语称麻脸为“痘皮”），因为是家族刊物，说的都是家族中的事，所以涉及的人物都没有写全名。报道反映当时枪支也像其他财物一样可以拿去当铺典当，当铺也必有销售“死当”枪支的正常渠道才会接受。这个报道的着眼点不在于反对典当枪支，而是认为亚瑞等团丁不应该把民团的枪拿去典当，因为枪是我们宗族所有的；而且，团丁没有枪支就难以防卫盗匪了。

　　任何时代和地方的新闻报道都会有失实、误差等情况，但不同时期、不同报刊的新闻，不约而同提到清末民初广东民间有大量枪支，这就很大程度反映了社会的真实情况。以“驳壳”一词检索上海《申报》电子版，作为枪支含义的“驳壳”一词最早出现于1912年8月6日，此后到1916年12月底，“驳壳”一词检出97次，均在有关广东的新闻报道中，其中29次提及的“驳壳”属于军警，其余68次都属于盗匪、民团等。于此可以看出，“驳壳”的叫法首先出现于广东，而民国初年广东民间有很多驳壳枪。

　　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的政府，都不会乐见大量民间武器存在，也颁布了不少禁止、限制平民持有枪械的法规。但政府没有办法解决严重的盗匪问题，“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逐渐成为社会上下的共识，政府不得不允许民团、宗族、村镇合法购械自卫，而民团等会在政府批准的数额之外增购，甚至会大批走私以躲避高额的枪照费。广东很多宗族有丰厚尝产（家族公共财产），商人更有经济实力，民团、商团购买武器不差钱。而广东又濒临沿海，境内有香港、澳门、广州湾（今湛江）三处外人占据之地，输入枪炮便利，故民团、商团不乏大量精利枪械。盗匪、会党这些反抗官府的群体，更会千方百计购买新式枪械。民团、盗匪这两个武器最多的群体等于进行了几十年的装备竞赛，终于造成近代广东民间武器泛滥的局面。

　　无处不在的带枪“草头王”，使民众的苦难生活雪上加霜。即使在没有战乱的年份，城乡居民都缺乏起码的安全感，不可能安居乐业。这种状况，到1949年10月广东解放以后，才得以根本改变。

　　

　　（作者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