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诗与讲道理

　　□晏建怀

　　朱熹是孔孟之后两千年间儒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在元明清三代被奉为官方正统，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我有点好奇，这样一位理学家，在重文到无以复加的宋朝，他的文学成就如何呢？或者说，作为诗人的朱熹，水平如何呢？

　　我将手头的宋诗选注本，包括陈衍《宋诗精华录》、钱钟书《宋诗选注》、金性尧《宋诗三百首》、李梦生《宋诗三百首全解》、霍松林《宋诗鉴赏举隅》、缪钺《宋诗鉴赏辞典》等书进行了一番检索，朱熹的诗，陈本选十六首，金本选两首，李、霍本皆选三首，缪本选十一首，唯独最具权威的《宋诗选注》目录里，没有朱熹的诗作。选本目录反映出选家的好恶，钱钟书选诗，极具个性而有所偏好，看来朱熹的诗入不了钱氏法眼，如同林逋那么有名的《山园小梅》一样。

　　就形式而言，理学是一门“讲道理”的学问，朱熹一生都在“讲道理”，从皇帝到儒生，从庙堂到江湖，到处诲人不倦。他也特别擅长“讲道理”，故“讲”成了一代宗师。然而诗歌的形式决定了它基本不能靠讲道理出彩，朱熹的诗，理性的探究多于诗性的感染，哲理的思索多于想象的趣味，如果用钱钟书的标准评判，定不是好诗。

　　金性尧评价朱熹的诗说：“他的五古，颇为前人推崇，但多模拟之迹。近体明秀，但嫌浅近，有时仍露出理学气。”这不是吹毛求疵，朱熹自己在《寄江文卿刘叔通》诗的自注中就说过“仆不能诗”。虽是谦辞，但也不必相信这是自负的正话反说。古人认为文章和诗歌的作用是有区别的，谓“文以载道”，而“诗言志”，故常有理学家看不起文学家、文学家看不起理学家的现象，朱熹的师祖程颐就以学文者为“玩物丧志”，而诗的特质——美感和激情——又常常被理学家认为是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根。这些观点印在朱熹的脑海中，成为他思想大树上的枝叶。罗大经《鹤林玉露》“朱文公论诗”条载：“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尝同张宣公游南岳，唱酬至百余篇。”为什么“不乐”呢？因为胡铨以“诗才”推荐，朱熹并不希望以诗才名世。但诗又是彼时读书人重要的交流工具，故又“不能不作”，他与张栻游南岳，唱酬达百首。可见对于作诗，朱熹爱之不能，罢之不忍，在心态上是矛盾的。

　　至于宋诗的“讲道理”，历来颇有微词。南宋诗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指出真正的好诗是意境高远，不事雕琢，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作品，直接批评当代诗人“以议论为诗”的创作倾向。

　　然而，无论多少人批评宋诗讲道理、发议论的缺陷，但不可否认，朱熹的《观书有感》是一首颇有代表性、给人启迪的哲理诗。诗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需要注释，不需要讲解，一看即懂。将“读书须博览”的道理说得如此明晰和具象，谁不会豁然开朗呢？

　　朱熹擅长用朴素而浅白的语言表达一些道理，如果写成诗，也无不是一看即懂的，但这简单的道理又是人们在生活中容易漠视的，故常常给人一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点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