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俗

　　□徐惠林

　　我们祖上来自中原，迁移到浙北太湖西岸一个村子，几代人下来，仍保存了北方带来的语言、风俗习惯，直到今天，我们仍只过十五不过冬至，家家设有“祖宗昭穆神位”（罗山县移民）或“天地君亲师”（光山县移民）中堂。在大部分河南移民的头脑里，过年不仅认为是一年的结束，更重要的是，能恭迎祖宗——他们也“回家过年”。

　　为春节忙碌最早的是打年糕。在三伯父家，一只大石臼，立在堂屋中央。等到厨间“好了，起锅”声起，一大蒸笼的糯米和晚米，在一个壮汉的叫喊声中，被飞快倒入石臼。村里叫牛子黑子的家伙，抡起大木锤，杭育杭育穿插着打起来。大冬天，牛子黑子打得热汗直淌。年糕起臼了，在竹匾上被切成块块，围观的小孩子们眼神早已直勾勾。打糍粑则用纯糯米。四个小伙子用木槌从不同方向，将大石臼里蒸熟的糯米捣来捣去。最后抟成一个大整块，被擀平、铺在大竹匾上。等它慢慢冷却，婶婶媳妇们将其切成规则的小块。那持续的时间，似比一年还漫长。我们这些围观的小孩子，只有大人们将规整的糍粑收起来后，才能分得一两小块边边角角。

　　机器加工代替了土法制糕，是在我读初中后。每到寒假，我和姐弟便被拉入打制年糕的队伍里。去加工厂前几天，几箩筐的米就泡好了。一辆双轮车，前拉后推，吱呀呀运到一个叫蒋家的村子。大老远就看到大烟囱在喷吐白色的烟雾。加工厂里，人山人海，车水马龙。排队、熬夜、不耐烦的唠叨。

　　不知那机器吐出多少万条白白胖胖的年糕后，才轮到我们。我们被父母从瞌睡中扯醒，“快来翻年糕——”一张张粘满碎屑的竹榻子上，我们的年糕飞也似的，一条接一条来了。必须不停地将这些家伙翻来覆去直至冷却变硬，我们才能得片刻歇歇。直累得浑身酸痛无比，那点吃年糕的食欲，已被两手的水泡噬去。若遇雨天，更糟“糕”。大人骂骂咧咧，不停地抽烟。孩子们裤脚都是泥，热气和寒气作用下的清鼻涕，被一只油痂发亮的袖口拭去。稍不留神，泥巴就粘在年糕上。但泥泞和贫困总会过去。当年糕打好后的第二天起床，母亲将上好的糕用红糖给你做上一碗，年底的天空下，你才真感觉，快乐和满足是那样得无边无际。

　　杀年猪也是必须的。腊月的某个下午，旧宅村小夫师傅在给我家养了一年的年猪开膛剖肚时，爸爸就差使我和弟弟，分头去请同村的几位伯伯叔叔来家吃晚饭，河南移民称此风俗叫“喝放子汤”。当晚，灶膛里姊妹协助母亲，烧了几大碗猪血，还有部分槽头肉。炒猪肝，炒猪耳朵，炒猪舌头，爆猪肚，烧制整个猪胰。大人们一顿海吃海喝，小孩子虽不能上桌，但多少也能够“改善”一顿，解个馋，添点油水。

　　除夕前的那几天，几乎所有人家都要把房屋扫除一番，俗名“打扬尘”。清洁的目的，除了“除旧迎新”，更主要是为了接待祖宗回家过年，不使祖宗有些微不快。我小时候过年，“规矩”已少了很多，但还是有一些禁忌。同村的外婆总是嘱咐我们兄弟姊妹，说话只准说“有”，不准说“无”或“没有”，尤其不可说“四”“丧”“亡”“凶”“杀”及“倒霉”“完蛋”。

　　记得每年除夕起，我循规蹈矩一生的三伯父，会连续烧上三个整晚的香，自黄昏时刻烧起，至翌日天亮时为止。

　　正月初一放炮仗，小孩子很开心，大人心却悬着。他们担心爆竹中有一个只是“单响”或是“哑炮”。我邻居家，有年放出哑炮，我看到这家人自此一年里，做事总是特别谨慎、留心。对于我们这些处于成长期的贪玩的乡村孩子，年里的忙碌与快慰只是“年”字的一半，年外“把年拜好”，才算囫囵、年字的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