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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西晋墓出土晋永嘉年间铭文砖 图片来自《字字珠玑 广州博物馆典藏铭文刻辞类文物选》，文物出版社 |
□张强禄 公元226年，三国吴孙权黄武五年，“广州”作为州级行政区划名称，首次见诸史册。一个名称的出现，并非单纯的行政分置，而是在社会发展、地缘和区位优势消长、建制沿革演变中渐次形成。 2026年，“广州”得名1800周年。溯其缘由，不止于从“蕃禺”到“广州”，更在于：它如何在三国吴分州的制度框架中重回岭南中心之位，在三国晋南朝的历史进程中，以“三江汇总”之区位优势，借“衣冠南渡”之时局便利，强化其作为岭南中心的引擎地位，为隋唐在广州设总管府（都督府）奠定坚实基础（此即“广府”之由来）。 从郡治番禺到州名广州 广州建城史有明确文献记载并经考古发现佐证的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定岭南，设南海、桂林、象三郡，以南海郡为首郡，郡治番禺——“治”即治所，指古代地方行政机构的办公所在地，相当于今天的行政中心。 由此算起，至2026年，广州建城已2240年。 这是中央王朝在岭南确立郡县建置的起点，自此，岭南开始被纳入统一帝国的行政秩序之中。首任南海郡尉任嚣，秉承中原“择中而立”的都邑理念，选择在白云山下、珠江北岸修建“任嚣城”作为郡治。“择中”是先秦以来都城选址的基本思想，即依山面水、居中制衡，以利于政治控制与交通联络。 秦末天下大乱，龙川县令赵佗接任嚣之位，统一岭南，于汉高祖元年（前206年）建南越国，增筑“任嚣城”，是为南越国都——番禺城。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南越后，把岭南三郡析为九郡，设立监察机构“交趾刺史部”，其治所设在羸𨻻（今越南河内）。元封五年（前106年），朝廷初置十三刺史部，交趾刺史部治所北迁至广信（今封开）。自此，番禺县隶交趾刺史部（后改称交州）凡九十九年。 西汉末，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十二月，刺史部由监察机构演变为一级行政区，改称“州”，交趾刺史部遂改为交州。东汉承西汉州、郡、县三级制。 东汉末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交州刺史步骘将交州治所由广信县迁至番禺县，修建赵佗城为刺史治所，世称“步骘城”，至此，番禺县、南海郡、交州三级治所同处一城。此举重新确立了广州在岭南的政治中心地位。 三国吴孙权黄武五年（226年），分交州为交、广两州（析交州置广州）。“广州”之名，至此正式诞生—— 元代陈大震《大德南海志》云：“割南海、苍梧、郁林三郡立为广州，州得名自兹始。”关于“广”字的来源，学界主要有两说：一因州治由“广信”迁来而沿用“广”字；二因辖境东西辽阔而名“广”。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所言：“广州一郡，屹为中枢，山川绵邈，环拱千里，足为都会矣。” 郡县重组与州域扩展 《晋书·地理志》载：“南海、苍梧、郁林、高凉四郡立为广州。”南海郡辖番禺、博罗、龙川、四会、增城、平夷（今新会，由四会分出）、揭阳七县，而番禺县仍为州、郡、县治所在地。现广州地区当时主要属于番禺县和增城县地。 到西晋太康年间，广州已辖十郡、六十八县，其中南海郡领番禺、龙川、博罗、四会、增城、平夷等六县，州、郡、县治仍设在番禺。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爆发，北方陷入战乱，中原士族、官僚和文化精英规模南迁，史称“衣冠南渡”。由是，统治者增设了不少郡县。东晋南海郡，领县增加怀化、欣乐、酉平（后两县在今惠阳一带）和高要等县，并由番禺县析置怀化县。两晋时期，今广州地区均属番禺县地。 南朝初，北方战乱，民众南迁，故依旧多置郡县。 刘宋时期，广州辖十八郡，南海郡辖十县：番禺、怀化、熙安、增城、博罗、酉平、龙川、高要、绥宁、始昌（由四会析出）。其中绥宁、熙安两县由番禺、增城分出。刘宋时广州地区分属番禺、怀化、熙安、绥宁、增城等县地。 南齐时，南迁士族最盛，南海郡的县数继续增加，《南齐书·州郡志》载有番禺、怀化、熙安、绥宁、增城、博罗、龙川、酉平、高要、新丰（由博罗分出）、河源（由龙川分出）、安远、济安等十四县。萧齐时，今广州地区属番禺、怀化、熙安、绥宁、增城县地。 梁武帝普通四年（523年）六月，析广州之地，置成州、南定州、合州、建州四州。广州直辖郡县虽有所缩减，但仍设有都督府管辖。梁朝末年，又析番禺县地，始置南海县。萧梁之世，广州领十一郡，其中南海郡辖番禺、龙川、博罗、河源、安远、新丰六县。今广州地区，仍属南海郡番禺县地。 南朝陈时，广州领十二郡，其中南海郡辖番禺、龙川、博罗、河源、安远、新丰六县。今广州地区分属南海郡番禺县和东官郡增城县地。 政治秩序、海贸网络与文化汇聚的生成 从这些层叠的建置变迁中可以看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的政治地位在不断强化。而政区的稳定，也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我们将目光从行政建置转向社会民生，就会发现，相对于颇为动荡的岭北，偏安一隅的岭南则大多呈现出“盛且丰”的平康局面。 东晋南朝时期，北方战乱，大量汉人南迁，统治者为安插部属增设不少郡县。但此时郡县地域狭小，辖境不甚清晰，且变更频繁，区域分布也多不合理。这也说明正是因大量北人南迁，且不乏世族官吏，才有增设郡县之巨大需求。 而坐拥“三江汇流、山海相拥”区域优势的广州，自东汉末年步骘迁州治至番禺、修建“步骘城”以来，其作为岭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地位不断强化，深深刻印于历史长河之中。有意思的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广州为坐标的“西江”“北江”“东江”三大水系的称谓，大致也是在晋南朝时期开始孕育并在唐宋逐渐形成，这与长江三角洲和黄河三角洲水系的命名方式有很大不同，很早就体现出“广府”在岭南地理与文化中的引领地位。 隋开皇九年（589年）平陈，结束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37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华夏重归一统。隋朝虽国祚短暂，但行政建置有革新，删繁就简，将汉代以来的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改为州（郡）、县两级。广州设总管府，最初治所在曲江县，开皇末年移治南海县。此后广州地区主要属南海县地，南海县制由此始。《元和郡县志》云：“南海县，本汉番禺县之地也，属南海郡。隋开皇十年以其地置南海县，属广州。” 汉末三国，作为往昔核心地带的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动荡不安。虽然司马炎于265年取代曹魏建立西晋，280年灭孙吴，结束三国鼎立，重新统一中国，但随后爆发的“八王之乱”(291-306)历时十六年，紧接着又是怀帝永嘉五年（311年）的“永嘉之乱”，随后“五胡乱华”，最终导致西晋于316年灭亡。由此晋室南渡，建立东晋政权，北方则进入战乱不休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国又开始长达270多年的分裂割据时期。 但衣冠南渡，北人南迁，置郡县、垦田野，长江以南，特别是偏离权力中心的岭南地区，由于社会相对安定，且地处华南沿海，海贸交通发达，农业、手工业、商贸等均得以长足发展。如许倬云先生所言：“而各处割据的势力，为了逐鹿中原，却都尽力发展自己的腹地，纷纷寻求更多的资源，也集合更多的人力。”广州出土墓砖上的铭文“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反映的就是这个天下大势。《南齐书》中甚至还有“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的夸张说法（《南齐书·卷三十二·列传第十三》）。 秦汉时期史书记载、民间传说比较明确的在地广州的历史人物和古迹，不过有赵佗及朝汉台、越王井、南越国宫署遗址，以及著有《南裔异物志》的东汉言官杨孚和杨孚井等，为数不多。到晋南朝时期，有关广州的史料记载和文物古迹数量大增。东晋著名学者郭璞（276-324年）就说“南海之间有衣冠之气”。唐朝房玄龄等撰《晋书·吴隐之传》也提到：“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现白云区石井街道白沙河边，还留有相传与东晋刺史吴隐之有关的石门“贪泉”旧迹。 广州别称“羊城”“穗城”的由来——“五羊衔穗”传说，也始于三国西晋时期，这一传说还与广州刺史滕修有关，清初大儒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有详述，明洪武十年（1377年）迁建于越秀区惠福西路的五仙古观，便是历代祭祀五仙五羊的谷神庙。 梁朝萧子显著《南齐书·州郡志·广州条》称：“捲握之资富兼十世，尉佗余基亦有霸迹。”《艺文类聚》卷五三引梁王僧孺《至南海郡求士教》语：“风序泱泱，衣簪斯盛，州岳所产岂直明珠大贝而已。”所称赞的就不仅是南海郡海贸的富足，更有文风的教化了。 岭南中医药学在晋南朝也迎来关键发展时期。被尊为岭南医祖的“抱朴子”葛洪，“博学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晋书·葛洪传》）。东晋成帝司马衍时，他千里南行，本拟至勾漏（今广西北流县）任县令，途经广州时被广州刺史邓岳挽留，从此隐逸罗浮山间，著书讲学三十余年，对后世岭南中医药传承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其妻鲍姑（约309-363年）为晋南海郡太守鲍靓之女，精通灸法，以治赘瘤与赘疣闻名。史称葛洪在罗浮山仙逝后，鲍姑和弟子黄初平到广州越岗院，边修道边为百姓治病，世人称为“鲍仙姑”。今越秀山下三元宫内鲍姑祠，便是后人为纪念她所建。 三国晋南朝时期，广州文教方面的繁盛，还表现在佛教的西来和逐渐壮大。得益于海丝贸易的发达，中西文化交流频繁，东汉末期佛教即传入岭南，三国时广州城区开始出现佛教寺院建筑。著名僧人法显《佛国记》记其于东晋末年西行取经之后，以65岁高龄乘商船沿海路欲返广州，因风暴海浪经九死一生的海上航行，最终在山东抵岸的历程。法显以广州为返程目的地，不仅是因广州地处南海之滨，为岭南最大都会，也说明当时广州的佛教规模和影响力已相当可观。 达摩祖师也是在南朝时期经海上丝绸之路先到广州，然后前往建康（今南京），最后到嵩山少林寺传经布道的。相传他在荔湾区上下九附近登岸，故称其当年登陆地为“西来初地”。如今下九路与玉器街交会处，仍竖立一块“西来古岸”石碑，距此不远即为华林寺。 被誉为岭南佛教丛林之冠的光孝寺，在东晋南朝时期曾有诸多印度高僧驻锡传法，包括达摩禅师，寺内至今留有“达摩井”遗踪。始建于南朝刘宋年间的六榕寺，初名宝庄严寺。梁大同三年（537年），梁武帝诏许昙裕法师在寺内兴建六层舍利木塔，赐名宝庄严寺舍利塔。广州几处闻名于世的寺院都始建于晋南朝时期，可见当时佛教传播和文化交流之兴盛。 《南齐书·东南夷列传》所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瑰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州)、广(州)富实，积王府。”反映的正是交、广之地海外贸易与交流的盛况。粤西遂溪、罗定和粤北英德南朝时期的窖藏与墓葬中，出土了波斯萨珊王朝银币、银碗、鎏金杯、金手镯等明显西亚风格的舶来品，亦可佐证广州之地商舶远届、瑰宝溢目的景象。 广州目前墓主人身份明确、流传有序且有后人的年代最早的墓葬，是番禺区大龙街道新水坑村将军山的南朝刘宋陈元德墓。陈元德（372-463）为东晋秦州南安郡源道县（今甘肃省陇西县）人，历仕东晋孝武帝、安帝、恭帝三朝，以功擢升建国大将军。东晋元熙二年（420年），他隐居番禺县桂林乡宁仁里（今番禺区南村镇坑头白水坑）。 自1928年4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调查广州市东郊员村乡晋墓，以及1931年黄花考古学院发掘西郊大刀山晋冢以来，近百年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现广州地区经考古勘探发掘的三国晋南朝墓葬至少有六百余座，广州古城近郊分布尤多。作为都会的广州，其人口规模可想而知。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市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就是肇始于1952年3月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黄文宽先生带队发掘敦和乡客村晋墓。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文末，还专门提到该墓出土的墓砖铭文，用以佐证王导对于“江南吴土尚得称康平丰盛”的贡献。 公元226年得名之后，历经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建置演变和社会发展，广州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积聚经济与文化力量，以兼容包蓄、海纳百川之势，从“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清·陈恭尹《九日登镇海楼》）的华夏边地成长为“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南海、交趾，各一都会”（《隋书·地理志下》）的广州总管府，城址未移，城脉永续，“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明·汤显祖）。 这一进程，不仅见诸史籍记载，也留存在文物古迹和考古发现及博物馆展厅当中，成为可以触摸的历史痕迹。 一千八百年过去，“广州”之名延续至今，其所指涉的，早已不仅是一州之设，而是一种在变动中持续生成的城市形态。 在今天的时代语境中，这种历史所形成的结构能力，仍然构成这座城市的重要底色。 （作者系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