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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吴志良:

发挥澳门独特优势 增强华裔新生代文化认同

来源:羊城晚报     2026年03月09日        版次:A05    栏目:高端访谈——大湾区 大机遇    作者:李焕坤

      吴志良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图/受访者提供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获2025年度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身兼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学者和社团组织者三重身份的他,在3月7日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展示了一张独特的“跨界”履职答卷,并分享了对澳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思考。

  

  把书斋里的学问变成社会进步的动能

  

  羊城晚报:首先祝贺您获奖了。您身兼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学者、社团组织者三重身份,您自己也曾感慨“针无两头利”,想请教您,这三重身份在您身上是如何形成合力的?

  吴志良:一个人精力有限,很难兼顾多重角色,但这些年下来,我反而觉得,正是这种“跨界”,让我有机会看到过去看不到的连接点。

  举个例子,作为文化学者,我在推动澳门学研究时,发现澳门很多历史文献散落在葡萄牙、梵蒂冈、荷兰等地的档案馆。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把这个发现转化为提案,建议寻找中国在世界的印记,加强中外档案合作,推动历史文献的数字化回归。作为社团组织者,我又能联动澳门文化界力量,把这些学术成果转化为公众可以接触的展览、讲座、出版物。

  一件事,三重身份,从学术发现到政策建议,再到社会传播,就这样形成了闭环。这让我体会到,政协委员不只是在会上建言,更要在日常工作中发现问题、整合资源、推动落实。所谓的“合力”,就是把书斋里的学问变成社会进步的动能。

  

  澳门是最具说服力的国情教材

  

  羊城晚报:今年全国两会您准备了什么提案?

  吴志良:今年我提交了《关于发挥澳门独特优势、创新推进华裔新生代文化认同工作》的提案。华裔新生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但他们成长环境多元、身份认同复杂,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往往停留在表层符号。传统的工作方式有时难以精准触达他们的需求。

  澳门能做什么?澳门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窗口。社会和谐、文化包容、活力充沛的现实场景,本身就是最具说服力的国情教材。我建议把澳门建设成为华裔新生代认知中国、认同中华文化的沉浸式体验基地——不是传统的展览馆、学校,而是融合历史街区实景、数字交互技术、生活美学实践的开放式学习场域。让新生代在“可触摸”的现实中,理解“一国两制”的生命力、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以及国家发展的时代性。

  羊城晚报:我留意到,您大力推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澳门卷”近日又出版了两部。请问您推动这项工作的初心是什么?其间有没有发生让您印象深刻的事?

  吴志良: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澳门民间文学、戏曲、曲艺、音乐、舞蹈等十个门类,堪称澳门文化的“家族账本”。我们的理念很简单——为澳门文化“立此存照”,为后人留下一份可靠的记录。

  参与其中,最深切的感受是“抢救”二字的分量。很多民间艺人年事已高,他们的技艺和故事如果不及时记录,就会随着人的离去而湮没。

  有一次,我们采访一位90多岁的老艺人,他颤颤巍巍地从箱底翻出手抄的工尺谱,那是他年轻时在南音社学艺时记下的。他说:“这些东西,你们不来找我,就没人知道了。”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做的不仅是学术研究,更是和时间赛跑,为一个时代存档。

  经过近20年的努力,目前已完成四卷的出版工作。每出版一卷,就像送走一个孩子,既有不舍,更有欣慰。

  

  澳门是中华文化在南海之滨的“变奏”

  

  羊城晚报:在澳门挖掘、整理历史文化时,您有没有发现展示粤港澳三地文化一脉相承的新线索?

  吴志良:在做集成志书的过程中,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线索。比如,我们在整理澳门粤剧史料时,发现不少粤剧名伶的师承关系可以追溯到佛山、广州,他们的演出剧目、表演风格与岭南粤剧一脉相承,同时又吸收了西方戏剧的某些元素。这让我看到,澳门是中华文化在南海之滨的一个“变奏”——既保持主体,又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

  还有一次,我们在整理妈祖信仰的民间传说时,发现澳门妈祖庙的碑文记载了清代闽南商人经澳门中转南洋的贸易路线。这些线索像拼图一样,把澳门嵌入到整个中华文化传播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大脉络中。澳门虽小,却是观察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生生不息的一个绝佳窗口,也彰显其在中国参与早期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

  

  “十五五”澳门的关键词是“融入和服务”

  

  羊城晚报:“十五五”规划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焦点,您认为澳门在“十五五”时期应把握哪些发展机遇?2026年应先在哪些重点领域发力?

  吴志良:“十五五”对澳门来说,关键词是“融入和服务”——从过去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升级为“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意味着澳门不仅要分享红利,更要贡献力量;要从“窗口思维”转向“枢纽思维”;从“受益者心态”转向“贡献者自觉”;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变革”,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具体到2026年,我认为澳门应优先在三个领域发力:

  一是“一基地”建设的实质性突破。国家赋予澳门建成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定位,澳门要把这个定位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建议尽快启动可行性研究,让“一基地”从概念走向项目,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

  二是琴澳深度融合的制度创新。横琴是澳门空间拓展的第一站,也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通道。今年应重点推动琴澳一体化措施落地,让澳门居民更好认识到,参与开发横琴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是中葡平台的功能升级。从“商贸”拓展到“人文”,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教育合作、青年往来,让平台更有温度、更有黏性,功能更突显。

  

  AI不会取代作家,但会重新定义写作

  

  羊城晚报:您既是学者也是写作者。在人工智能时代,您如何看待AI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如果请您给年轻文学创作者一些实在的叮嘱,您会说什么?

  吴志良:这两年我也尝试了网络文学创作,对AI的影响有一些切身感受。

  我的看法是,AI不会取代作家,但会重新定义写作。它可以辅助创作、拓展想象、提高效率——比如帮助查资料、生成初稿、优化语言。但它无法替代作家对生活的体察、对人性的洞察、对情感的把握。文学最珍贵的,永远是那份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文关怀。

  给年轻创作者的建议有三点——

  一是扎根生活。再强大的AI,也写不出你没有感受过的东西。多走、多看、多感受,让生活成为创作的源头活水。

  二是守住人文。技术是工具,思想是灵魂。无论工具如何迭代,关注人、理解人、关怀人,永远是文学的根本。

  三是拥抱工具。不必抗拒AI,要学会用它。未来的作家,可能是会用AI的作家和不会用AI的作家之间的分野。把重复性劳动交给AI,把创造性思考留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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