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生识字糊涂始”说开去

　　□陈漱渝

　　汉字的繁难

　　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赞美友人石苍舒的书法，写了一首七言古诗《石苍舒醉墨堂》，开头两句是：“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意思是，人开始识字，在扩大知识面的同时，也会引发忧患意识，反而陷入精神困境。

　　这首古诗创作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866年之后，鲁迅将这句诗“翻造”为“人生识字糊涂始”，并以此为标题作文，发表于1935年《文学月刊》4卷5号，后编入《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的主张是：白话文要让读者阅后不感到糊涂，就得要求作者笔下的文字明白如话，尤其要“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语汇”，放弃使用那些似懂非懂的字句。

　　鲁迅撰写此文的目的是配合左翼文化界发起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以逐步改变方块字繁难的历史状况，让创造文字的人民大众自己能掌握文字。

　　汉字究竟有多繁难？汉字历史长达8000余年，以甲骨文为标志的成熟文字系统出现，至今约有3600年，中间经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演变阶段，发展而为当下中国大陆通行的简体字。由于汉字一直处于有增有减的动态状态，很难准确说出汉字总数。国务院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共收汉字8105个；据最新版《新华字典》，单字汉字量约13000个。

　　我196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学了五年中文，但《新华字典》所收汉字有很多不认识，有些是略知其义而读不准音。我教过十四年中学语文课，备课时离不开的就是这部《新华字典》；至今在我案头上摆着的仍是这部《新华字典》。《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我，问我如果要置身于无人岛，会带些什么书？我的答案还是《新华字典》。

　　《新华字典》自1953年初版，至今修订了十二版，总发行量已达六亿册，应居全球书籍发行量之冠。由于汉字的繁难，鲁迅原本计划撰写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但未完成，仅留下一篇普及性的经典长文《门外文谈》，收入《且介亭杂文》，后曾多次出版单行本。

　　鲁迅作品为何有“障碍”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公认的语言文字大师，但当今读者阅读他的作品仍有障碍。究其原因，除了与鲁迅生活的时代有历史的隔膜之外，也有文字方面的原因。

　　鲁迅曾把自己的创作过程概括为“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鲁迅所说的“凝神结想”，当然包括了对文学语言的字斟句酌。但尽管如此，鲁迅本人也对自己还有不满，表现为被古书耳濡目染，影响到所作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坟·写在＜坟＞后面》）。这是鲁迅的深刻内省和对读者的坦诚，并不是故作姿态。

　　鲁迅早期出版的译文集《域外小说集》两册（与周作人合译），虽然出版时间晚于同属译文集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但其文学价值及在鲁迅创作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于1909年2月、6月先后在日本东京出版。封面由陈师曾题写的书名中的“域”字写成“或”，这是“域”的古体字。那时鲁迅正跟章太炎学文字学，认为用古体字题书名会比通行字古朴雅致，但今天的年轻人读来就可能不认识。

　　鲁迅其他作品中有些文字有时也让人疑惑。小说《白光》中，主人公陈士成参加“县考”十六次，屡试不第，在幻觉中他“一经联捷上去”，使绅士们都来攀亲，乡邻对他神明似的敬畏，“门口的旗竿和扁额全都焕然一新”。这里的“扁额”通行字是“匾额”。“扁”是“匾”的古体字，并非错字。小说《高老夫子》中将“小丫头”写为“小鸭头”，“麻将牌”写为“马将牌”，这在当时也是通用词，并非误排和笔误。小说《伤逝》中男女主人公涓生、子君之间的爱情因旧伦理禁锢和经济压迫，由热烈趋于冷漠，涓生觉得子君成了他的累赘：“倘使只知道搥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这里的“搥”，并非敲打的木器，而是名词兼作动词，与异体字中的“捶”相通，是“下坠”的意思。散文诗《好的故事》中“鞭爆的繁响”，“鞭爆”是书面文字，“鞭炮”是常用文字。回忆散文《藤野先生》中写道：“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模胡”的“胡”是“糊”的异体字，当前的通行用词是“马虎”。所以，以一般人的中国文字学养，不能轻易给鲁迅纠错。

　　尊重经典，有错就改

　　鲁迅很多用词常有历史痕迹，如他笔下的“较量”相当于当下通行的“计较”（小说《弟兄》），“配合”当下用词是“交配”（小说《兔和猫》）。鲁迅笔下的“石油”指“煤油”（散文诗《好的故事》），鲁迅笔下的“切切察察”通用说法为“嘁嘁嚓嚓”，“顺顺流流”为“顺顺溜溜”（随笔《阿长与＜山海经＞》）。民国初期鲁迅笔下的“摩托车”即为“小汽车”。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她”用的是“伊”。出版鲁迅著作时，对这种语言文字应一律保留历史原貌，不能按现行编辑方法统一规范，只能补充注释予以说明，这是对文学经典的应有尊重。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鲁迅原著中绝对没有笔误和错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发现有错纠正就好。鲁迅在小说《风波》中，开始的时候写“六斤”碰碎的碗用了十六个铜钉才补上，但到结尾却误写为“十八个铜钉”，后于1926年11月23日致李霁野信中特别予以订正。鲁迅将小说《明天》的写作时间写为1920年6月，《一件小事》的写作时间写为1920年7月，均系笔误，正确的分别为1919年6月末7月初、1919年11月。知识性的误差也有，如在杂文《记雷峰塔的倒掉》中，曾将杭州的“雷峰塔”与“保俶塔”混为一谈，经编辑孙伏园提醒，立即在《附记》中“特此声明，并且更正”。

　　《鲁迅全集》是出版界的精品，以校勘比较精确为特色之一。但因为鲁迅作品版次很多，难于汇校，手稿收存也不完整，给校勘带来了极大困难。所以现行版本尚有存疑处。比如《野草·求乞者》中写道：“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烦厌”疑为“烦腻”，因为一是有版本依据，二是跟后文“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者之上者的烦腻”前后呼应。小说《头发的故事》中的主人公“N先生”留学日本时曾经剪发，回国探亲时花二元买了一条假辫子“带”着回家，这里的“带”是“携带”之意，另一版本作“戴”，是结在头上的意思，当更准确。同一作品，“N先生”说“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两个大字”。这个“帖”字是“巾”字偏旁，碑帖、字帖的帖，虽然在古汉语中可以跟“贴”字通假，如《木兰诗》里的“对镜帖花黄”，但不同版本中也曾用过“贴”字，表示粘贴，当更为准确。总之，若无版本依据，对鲁迅笔下的文字不宜妄断擅改，以免佛头着粪。

　　“愈艰难，愈要做”

　　最后想提及的是，鲁迅的文字变迁观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一直把中国文字的改革与民族的兴衰和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一起。人类从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文字作为知识的载体既可以由软实力转化为硬实力，但特定条件下也可视为硬实力的组成部分。没有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能够保持强大和独立。因此，中国文字改革前驱者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汉字拉丁化实验、简体字推行，尽管取得的成果不一，都应给予正确的历史评价。1954年，国家专门设立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现并入教育部。

　　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度，诸多方面积习颇深，任何方面哪怕进行极微小的改革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鲁迅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一文中告诫我们说：“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话文的当时。”以上这段话，可以成为一切有志于中国改革者的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