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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懋堂集林》， 王小盾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
□戴伟华 近代以降，中国人文学术在制度化、专业化的进程中取得长足进步，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学术成果不断丰富。与此同时，分科过细、壁垒森严、视野收缩、功利取向等问题也日益凸显，真正具有传世价值、能够推动学术范式转型的原创性著作愈益难得。在此背景下，王小盾（昆吾）先生《懋堂集林》八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以贯通上古至中古、覆盖中原至东亚、联结文献至文物、融合文学至科学的宏大体量与坚实品质，呈现出当代人文学术的重要探索路径。该书既体现对中华文脉的整体把握，又展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与体系建构能力。这里仅从广大、深入、精微、超诣四点进行讨论。 一、广大：贯通群学、囊括全域，通人格局的当代呈现 “广大”是《懋堂集林》最具冲击力的学术品格。它并非简单的知识铺陈与领域叠加，而是以核心问题统摄多学科资源，以长时段视野贯穿古今，以全域视野打通中原、边疆与东亚，最终形成逻辑自洽、脉络贯通的学术体系。 （一）时空之广大：长时段贯通，广地域覆盖 《懋堂集林》在时间维度上实现从上古到中古的连续延伸。作者从上古宇宙观、神话信仰、原始艺术与符号体系入手，追问中华文明的精神源头与知识生成机制；继而进入周秦汉魏的文学体制、礼乐制度与文体源流，梳理中古文学的形成脉络；再以隋唐五代为中心，聚焦燕乐、乐府、歌辞、敦煌俗文学与丝路文艺活动，勾勒中古文学与音乐走向成熟、融合与传播的完整过程。这种长时段视野，避免了断代研究常见的碎片化局限，使诸多看似孤立的现象得以在历史流变中呈现内在关联。 在空间维度上，该书彻底突破中原中心与国界限制，形成“中原腹地—西北丝路—东亚文化圈”的三层视野。其一，立足中原传统文献与考古遗存，把握华夏文明的核心脉络；其二，向西延伸至敦煌与丝绸之路，将敦煌遗书、丝路考古、民族文化交融纳入整体框架，揭示多民族文化互动对中华文脉的塑造作用；其三，向东覆盖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琉球等区域，以域外汉文献为依据，重建汉文化向外传播、交流、改造与融合的历史图景。 （二）学科之广大：打破壁垒，群学为用 现代学术体制以分科为基础，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学、宗教学、文献学各有边界。《懋堂集林》的突出之处，在于突破单一学科范式，始终以问题为中心，自由调动各学科资源，形成多维度互证的研究路径。 该书以文献学为根基，结合考古学、音乐学、宗教学与文化人类学等多重视角，将乐律、仪式、文本、表演与传播纳入统一考察框架，形成多维互证的研究路径。 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证与互释，使许多长期孤立的问题重新获得整体解释。 这种跨学科融通并非方法上的堆砌，而是内在理路的自然延伸。唯有打破学科壁垒，才能还原历史事物的真实形态，《懋堂集林》以实践证明：人文学术的重大突破，往往发生在学科交叉地带；真正有分量的研究，必须回到文明整体，以群学之法解决群学之题。 （三）体系之广大：一体多元，脉络贯通 《懋堂集林》看似涉及方向繁多，实则围绕几条核心线索层层展开，构成一体多元、闭环自洽的学术体系。其中心主线有四：一是中华文脉的探源与流变，从上古信仰到中古制度，揭示精神传统的连续性；二是诗与乐的共生关系，重返中国文学的音乐本源，纠正重文轻乐的偏向；三是多民族文化与中外文化的交流互动，呈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特质；四是文献实证与文明阐释相结合，以扎实考据支撑宏观判断，以整体视野提升微观研究的意义。 体系之广大，意味着该书并非单篇论文的简单汇集，而是长期思考、逐步推进、最终凝结而成的学术整体。它体现出通人治学的典型特征：博而能约、杂而能一、广而能深。在当代学界，能够在如此多领域持续投入并形成系统创获者极为罕见，《懋堂集林》可视为当代通人之学的一种重要实践形态。 二、深入：精审实证、破疑发覆，传世之学的坚实根基 如果说“广大”是《懋堂集林》的格局气象，那么深入便是其立身之本。该书在每一个具体领域都体现出极深厚的专业功力：文献校勘一丝不苟，史料辨析穷源竟委，论证逻辑环环相扣，问题攻坚直达核心。作者坚守“无征不信”的朴学精神，一切论断以文献、实物与历史语境为依据，真正达到“专而能精、深而能通”的境界。 （一）文献之深入：校勘精审，史料穷尽 学术之基在文献，文献之要在校勘。《懋堂集林》对各类文献的整理与校勘，尤见功力。在乐府与音乐文献方面，作者对《乐府诗集》《古今乐录》《通典・乐典》《新唐书・礼乐志》《宋史・乐志》等重要典籍反复比勘，厘清篇目归属、曲调源流、声辞关系，为乐府与燕乐研究重建可靠文本基础。在敦煌文献方面，作者直接依据原卷或高清图版，对变文、歌辞、舞谱、斋文、仪式文等进行细致释读与校订，避免了间接引用带来的偏差，使许多疑难字句得到确解。在域外汉文献方面，作者亲赴各地寻访遗存，对《高丽史・乐志》、日本古乐书、越南汉喃音乐文献等进行系统校证，推出一批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基础文献成果。 此外，作者特别重视散佚史料与边缘文献的发掘。从佛典、道经、类书、地志、碑志、笔记中辑录大量与文学、音乐、礼仪相关的资料，将常见史料与稀见史料相互印证，使许多长期被忽略的历史细节重新进入研究视野。这种文献功夫，不仅体现个人学力，更体现对学术负责的态度：一切立论必先正其文本，一切判断必先核其史料。正因如此，《懋堂集林》中的诸多结论，能够经受学界反复检验，对相关领域研究形成了具有持续影响的参照系。 （二）问题之深入：直面悬案，破立并举 人文学术的推进，往往依赖于对关键疑难问题的突破。《懋堂集林》的深入，集中体现为对一系列长期聚讼、悬而未决的学术公案作出扎实回应，以实证推翻旧说，以新见重建认知，在多个领域实现突破性推进。 关于《诗经》“六义”的阐释。自《毛诗序》以来，“三体三用”之说沿袭千年，几乎成为定论。作者在细致考察周代乐官制度、教学传统与仪式场景后提出，“六诗”本为乐教科目体系，风、赋、比、兴、雅、颂分别对应不同的诵、歌、奏、舞方式，从而从根本上颠覆千年旧说，将《诗经》研究从文本阐释拉回仪式与乐教现场。这一结论已被多部重要著作采纳。 关于词体起源与燕乐关系。词体何以形成，历来众说纷纭。作者以唐代燕乐制度、酒令艺术、歌辞表演为中心，指出词体的形成与宴饮场景、音乐规则、表演程式密切相关，是音乐体制、社交礼仪与文人创作共同作用的结果，有效纠正了单纯从文本角度讨论词体起源的偏失。 关于东亚礼乐与汉文化传播。传统研究多强调中原文化向周边单向输出，作者以域外文献为依据，证明汉文化进入东亚后经历本土化改造与再创造，形成兼具共性与地域性的文化形态，并与中国本土文献形成双向互证。这一结论，有效修正了中原中心主义的简单认知，为东亚汉文化圈研究奠定更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 上述问题，均属相关领域的核心症结。作者积数十年之功，逐一攻坚。这种直面难题、持续深耕的治学路径，尤见学术定力。 三、精微：辨析毫厘、探赜索隐，事理本源的精准抵达 如果说“深入”指向领域深耕与实证根基，那么“精微”则指向细节辨析、声律推求、仪式还原、逻辑推演的极致细密。《懋堂集林》不尚空论、不骛虚声，凡立一说、证一义，必穷究其理、细辨其微，使结论建立在无可移易的细节支撑之上，真正做到“析理入微、考镜源流”。 （一）声韵乐律之精微：打通文乐隔阂，破解音声密码 《懋堂集林》的精微，集中体现于文学与音乐交界地带的精细辨析。作者以深厚的音韵学、乐律学功底，对文本与音声的对应关系做深入考释：对歌辞句式、韵式、节奏与音乐曲调的匹配关系做细致对应，揭示句式长短、韵脚疏密、句读转换背后的音乐逻辑；对敦煌歌辞、乐府诗中的“和声”“送声”“泛声”做精准区分，阐明声辞配合的实际形态；对古今音变、方音差异、域外汉音对歌辞传播的影响做细密考辨，还原口头传唱的真实音声环境。作者打通文、乐、音、律长期割裂的研究传统，推动中国古代诗乐关系研究进一步深化。 （二）语境仪式之精微：回归历史现场，重建意义世界 精微之更高层次，体现为对历史语境与仪式场景的精准还原。作者不满足于文本表面解读，而是通过细节拼贴，重建文本产生的具体场域：祭祀仪式、宫廷宴乐、民间行令、寺院讲唱、丝路传抄等。在《诗经》研究中，作者通过对乐官职守、瞽矇教学与祭祀仪节的梳理，证明“六义”并非文体理论，而是仪式乐教的具体规程。这种由精微细节通向整体意义的研究路径，使《懋堂集林》真正实现“以小见大、由微知著”，将考据之精与思辨之深完美结合。 四、超诣：原创别裁、范式引领，当代治学的独立精神 “超诣”是《懋堂集林》的灵魂所在。此处所谓“超诣”，绝非闭门造车、孤陋寡闻，而是不盲从成说、不追逐风气、不依附潮流，坚持以独立思考面对学术问题，以独特路径开拓研究空间，以独创体系引领学术方向。 （一）超诣之体系：诗—乐—礼—仪式—传播一体化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偏重文本而轻视表演、音乐与传播语境。文学与音乐分离、文献与仪式脱节、文本与语境割裂，导致许多核心问题难以得到合理解释。针对这一状况，王小盾先生在数十年研究中，逐步构建起一套独属于己的研究范式：诗—乐—礼—仪式—传播一体化研究。 在这一体系下，《诗经》不再是单纯的诗歌总集，而是乐教与仪式文本；乐府不再是单纯的文人诗作，而是入乐表演的歌辞；词不再是单纯的抒情文体，而是燕乐与酒令艺术的产物；敦煌俗文学不再是孤立的写卷文字，而是丝路文化与仪式活动的结晶；东亚汉文学也不再是中原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传播、接受、改造与再创的结果。这一体系，突破了以往单一、封闭、文本中心的研究模式，为古代文学、音乐文学、敦煌学、域外汉文化研究打开全新空间。 （二）超诣之视角：从文献整理到文明阐释 传统文史研究，尤其在敦煌学、文献学、乐律学等领域，长期停留在校勘、释读、辑佚、编年等基础层面，虽有其价值，但难以上升到文明史与知识史的高度。《懋堂集林》的独特之处，在于始终坚持“以考据为基，以阐释为归”，在扎实文献工作之上，进一步追问知识如何生成、制度如何演变、文化如何交流、文明如何延续，实现从“文献整理”到“文明阐释”的跃升。 作者的独特视角体现在三个转向：第一，从静态文本转向动态过程，重视口头传唱、现场表演、抄写传播、仪式实践，把文艺现象视为活动过程而非静止对象；第二，从中原中心转向多元互动，重视边疆、民族、域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呈现多元一体的真实结构；第三，从审美解读转向历史还原，摒弃以现代观念强加于古代的做法，力求回到当时的制度、信仰、风俗与语境，理解其本来意义与功能。 《懋堂集林》之所以能够自成体系、卓然成家，正因为作者始终守住学术初心，以纯粹之心做纯粹之学。学界评论谓其“勤勉沉潜，富于思辨，长于考索，多有创获”，恰是对这种独立治学精神的肯定。 五、学术史定位：《懋堂集林》的里程碑意义 《懋堂集林》将广大、深入、精微、超诣融为一体，在当代学术语境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与学风启示意义。 它是当代通人治学的典范。在学科高度分化、专精化成为主流的时代，该书以一己之力证明，通人之学并未过时，依然是人文学术的崇高境界。它为后人提供了“由专入通、以通统专”的可行路径。 它是当代音乐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全面继承任半塘先生等前辈开创的音乐文学路径，将其体系化、范式化、国际化，在诗乐关系、燕乐、乐府、敦煌歌辞、舞谱、域外音乐文献等方面实现全面突破，具有重要标杆意义。 它在冷门绝学、交叉学科与学风重建等层面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面对单科化、碎片化、功利化倾向，该书以贯通群学、重返实证的方式，提示人文学术仍需回到“通、深、精、独”的传统理想。 目前学界已对其体系意识与方法创新给予高度关注。相信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它都将是古代文学、音乐学、敦煌学、域外汉文化、上古文明研究领域须参考的核心著作。 王小盾先生的《懋堂集林》集毕生治学之心血，汇数十年探索之创获，不以卷帙浩繁炫博，而以体系谨严取胜；不以考据繁复自矜，而以创见迭出传世；不随流俗风气浮沉，而以独立品格立身。它既是296万余字的学术巨构，也是一部写给当代知识界的治学教科书。这部著作所承载的学术理想、治学精神与研究范式，或将在相当时期内持续影响相关研究取向，对当代人文学术如何重返文明整体、重建通人传统，具有持续启示意义。 （作者系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广州大学教授，广东省文史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