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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勒 在我的书柜深处，珍藏着一叠泛黄的信札。十一封信，8391字，跨越两年零一个月。六封毛笔小楷，字字端庄如人品；五封钢笔手书，笔笔恳切见真情。 写信人是我攻读博士时的导师、中国人类学复办的开创者梁钊韬教授。收信人，是当年那个从青藏高原来的藏族青年——后来被称作“新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和藏族博士”的我。 今年是先生诞辰110周年。灯下重读这些信件，那段师生情缘的点点滴滴，如高原的星空般清晰而璀璨。 从愣头青到开山弟子 1983年，我负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成为新中国复办人类学后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第一次见导师，梁先生就为我确定了研究方向——民族考古。 先生所倡导的“民族考古学”方法论，强调多学科融合。1986年2月5日的信中，他明确写道：“……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本来就是文化人类学的组成部分。”这便是先生的“道”。 最让我铭记的，是他传授“道”的方式。在信中详细论述苗族族源与屈家岭文化的关联后，他特地嘱咐：“自行考虑处理，不可强随余见。”不是灌输，而是启迪；不是强从，而是引导。 他曾轻描淡写地说：“有什么问题，找我。没问题就不找。”这正是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现代回响。 从“矛盾重重”到紧紧拥抱 1985年至1987年间，我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进行田野调查，前后长达16个月。我们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见面，全靠书信往来。我在成都写博士论文，写完一章便寄去一章。先生收到后常常迅速回信，字里行间满是关切。 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悉心指导，更为我的职业发展百计筹划。他曾向学校争取我留校任教，希望我成为他的“接班人”。然而，恰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中央统战部来调人。先生在1986年4月2日的信中写道：“今党中央决定在京成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我当顾全大局，服从中央对您毕业后的任用。” 数日后，他又在信中吐露心声：“在我来讲，已见致黄华同志函中所说，内心矛盾重重，失去一位合适接班人。在感情上更不用说了。”以公心超越私情，以大局克制不舍——此等胸怀，方为真正的师者。 临别时，年迈的先生“伸开双臂紧紧拥抱着我”，久久不愿松开。他亲笔题写两幅字相赠：“为发展我国人类学事业勇攀高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从“望您来信”到永世不忘 我毕业后赴北京工作，次年带队进藏调查。先生在1987年5月15日的信中写道：“望您到西藏后给我信，或到什么地方随便写几个字给我也好。”质朴的话语，透出深切的牵挂。那封信里，他还说：“但愿您们的事业、贡献远远超过我，这才是我真正的安慰！您说我对您像父亲一样关心您，师生关系应该永远如此。” 我离开后不到一年，先生便溘然长逝。那拥抱的温度，那题词的墨迹，那十一封信的叮咛，成为永久的珍藏。 我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在他的指导下，我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五百多页的藏学博士论文，被专家评为“颇多创见”的“当今唯一以青藏高原文化为依据的人类学著作”。我先后应邀前往美、英、法、日等10多个国家讲学，在国际藏学界为祖国发声。1991年，我被授予“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2005年，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殊荣。 但我知道，这一切的起点，是中山大学，是梁钊韬先生。没有他，我或许永远是那个从“世界屋脊”走来的懵懂青年。 从受业弟子到授业恩师 如今，我也成为博士生导师，指导了30多位博士研究生。一如当年先生培养我那样，我鼓励他们在继承中创新，在尊重中超越。先生曾在信中叮嘱我：“树立自己的应有尊严和威信。”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也传递给一代又一代学子。 三十八年过去了。每当我坐在书桌前，面对那些求学的年轻人，我总会想起先生伏案写信的身影——毛笔小楷，一字一句，工工整整。那是一个学者对学术的虔诚，一位师者对弟子的深情。 （作者系新中国首位人类学博士、首位藏族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副总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