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不朽”看政绩评价的多维尺度

　　□陈润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事业观等在干事创业中的体现。如何全面科学地评价干部政绩，是一个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紧迫性的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两千多年前《左传》提出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三不朽”思想，为当代领导干部政绩评价提供了有益的镜鉴。创造性转化这一传统智慧，建立“立德、立功、立言”相统一的多维评价尺度，对于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以“立德”为根本，夯实政绩评价的价值基石

　　

　　唐代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立德、立功、立言”分别做了阐释：“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这就是说，最高的德行不是独善其身，而是能够为世人树立准则、使天下百姓广泛受益。在“三不朽”的价值排序中，“立德”居首，“立功”“立言”次之，体现了中华文化对道德人格的尊崇——“德”是“功”与“言”的基础，没有德的支撑，功业可能流于功利，言论可能失于虚浮。“立德”为政绩评价提供了超越功利主义的价值根基。

　　将“立德”引入当代干部政绩评价，核心在于考察干部的党性修养与政治品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这就要求在评价干部政绩时，不能仅看其做了多少事、取得了什么经济指标，更要考察其干事创业的出发点是否端正、是否真正站稳了人民立场、是否做到了廉洁奉公。近年来，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出现政绩观偏差，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根子上就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

　　然而，现实中对“立德”的评价易流于主观与抽象。因此，必须将抽象的德行要求转化为可观察、可评估的政治伦理与公共服务伦理实践。具体而言，可从责任伦理、公平伦理、廉洁伦理与程序伦理四个方面进行考察：是否勇于担当、面对失误不推诿；是否在资源分配与政策执行中秉持公正、不徇私情；是否严于律己、保持公权力的纯洁性；是否尊重规则、依法办事。将“立德”的评价真正落到实处，就是要把党性修养、为民情怀、廉洁自律等纳入政绩考核的核心指标，引导干部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

　　

　　以“立功”为尺度，突出政绩评价的实干导向

　　

　　“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古人所说的“立功”，指的是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拯救苍生、建功于当时。在当代语境下，“立功”的核心要义在于，是否真正推动了发展、是否真正造福了人民。如果说“立德”解决的是政绩的“方向”问题，那么“立功”回答的则是政绩的“成色”问题。

　　评价干部“立功”，需要把握这几个重要维度。其一，要区分“真功”与“虚功”。领导干部想立功无可厚非，但只有立根于百姓，政绩才有不朽的可能。如果只是为自己升迁积累资本、为个人形象积攒人气，“立功”的根基就已然跑偏。那些只顾表面光鲜，经不起群众、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所谓“政绩”，不是真正的政绩，而是速生速朽的“政疾”。其二，要统筹“显功”与“潜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评价干部政绩不能只看那些立竿见影的显绩，更要看那些需要久久为功、泽被后世的潜绩。其三，需引入成本与风险的考量。一项政绩，不仅要看其带来了什么正面效应，更要审视其付出了什么代价，包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与生态成本等，以及留下了什么隐患，例如政府债务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等。

　　在对“立功”的考核上，既应看干部任期内成果，也应看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积累，引导干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以“立言”为维度，丰富政绩评价的内涵层次

　　

　　“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古人所说的“立言”，是指能够提出抓住要领、富有真知灼见的言论，其理据充分便足以流传后世。在当代领导干部政绩评价中引入“立言”维度，不是要求每个干部都去著书立说，而是考察其是否善于总结经验、形成可推广的思路方法，是否能够以思想的力量引领发展、启迪后人。

　　“立言”在政绩评价中的价值至少可分三个层次。一是工具性“立言”，即善于将实践中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把局部经验提炼为可复制的工作方法。二是制度性“立言”，即将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长效的制度、政策或法规。这比单纯的经验推广更具根本性，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领导干部的“立言”之政绩，不仅在于创造了“样板间”，更在于设计出了可供推广的“施工图”和“验收标准”。三是愿景性“立言”，即能够基于对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对未来的远见卓识，提出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发展理念或战略构想，并有效凝聚社会共识，为一方发展锚定航向。这种多层次的“立言”，本质上是现代公共管理中“政策学习”与“制度创新”的关键环节。

　　把“立言”纳入政绩评价体系，要求我们不仅要看干部做了多少事，还要看干部是否善于学习思考、总结提炼，并以思想的创新带动工作的突破。　

 　　  作者单位：广东开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本文是2023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课题的（2023GZGJ14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