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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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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莫高窟第156窟，晚唐 图片来自敦煌研究院官方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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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61窟-甬道和主室 图片来自敦煌研究院官方网站 |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林海利 林如敏 执行统筹｜龚丹枫 邓琼 温建敏 骆苹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邹婷萱 杜沂鲜 图｜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7月25日，岭南大讲堂第十五期开讲，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孙志军以“敦煌文化与丝路印记”为题，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两千年的文明对话。作为“数字敦煌”技术负责人之一，这位在戈壁深处扎根40多年的文物摄影师，用独家影像资料，从地理格局、汉代丝路、莫高窟营建、藏经洞流散与数字化保护五大维度，解读敦煌文明的前世今生。“文物摄影师是最幸福的人，可以亲手‘触摸’国家宝藏。”孙志军说。而他镜头下的敦煌的确让人流连忘返。 本次活动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社）主办，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协办。以下为本次讲座内容整理。 山川为经，丝路为纬——敦煌的地理格局与汉代前哨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甘、青、新三省（区）交界处，全市总面积2.67万平方公里。境内大片区域被戈壁、沙漠覆盖，这里年均降水量约42毫米，不及广州一场暴雨的雨量；年蒸发量却高达约2500毫米，水分难以在地表长期留存。其北接天山余脉，南临阿尔金山与祁连山，西接库姆塔格沙漠，东有三危山。群山与沙漠环抱之间，党河穿流而过，孕育出这片仅占敦煌市域总面积7%左右的脆弱绿洲。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敦煌陆续建立多个自然保护地，着手守护脆弱绿洲。绿洲西北方向，疏勒河古湿地遗存地带，留存着汉代河仓城遗迹。这里曾是汉代玉门关防御体系中的重要军需仓储遗址，在大漠间伫立两千余年。 地理的隔绝并未阻断文明的脚步。公元前138年与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未完全实现预期的结盟目标，却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官方联系，史称“凿空”。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军在河西击败匈奴势力，河西地区随后逐步纳入汉朝控制；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敦煌郡，下辖六县，在敦煌西北、西南分别设玉门关、阳关，分扼西域北道与南道。玉门关和阳关堪称中国的“诗关”，唐诗中有“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其他关隘像它们这样被千古咏颂。今天，汉代阳关关城仅存遗迹，只能从残存基址，想象当年“基趾见存”之雄伟景象。 近四十年来，人们持续调查敦煌境内的汉长城资源。据2020年敦煌文保部门统计，敦煌境内已认定长城墙体61段，总长182.7公里，另有烽燧等各类单体建筑98座。不同普查和线路统计口径之间尚有差异。这些遗迹沿疏勒河南岸分布，与人们印象中“山巅蜿蜒”的长城截然不同：它们建在平坦戈壁之上，建造者因地制宜，以芦苇、红柳和砂砾石层层夯筑，植物层起到分层、拉结作用；当地长期干燥的环境也是有利条件。在长城沿线，我们发现了2000年前士兵为点燃烽火准备的积薪，以及汉代士兵留下的陶片、木锨、简牍和麻鞋。通过这些物件，我们仿佛感受到，这些战士就在眼前。 更令人动容的是烽燧中的生活细节。在凌胡燧，2000年前的木质门框、拴马桩依然可辨，而戈壁滩上的一片零落石块，竟是古籍所载的“蔺石”——古注称“蔺石，可投人石也”，当弓箭刀枪用尽时，戍边士兵就用这些石块砸向敌人。在卡子墩，烽火台利用天然山丘豁口，扼守着通往玉门关的丝路古道；在疏勒河畔，烽燧把守着通往楼兰的交通要津。这些烽燧首先是边防警戒和传递军情的节点，也可为往来人员提供地理标识；承担正式文书传递、换马和宾客接待的，则是置、骑置、亭等邮驿设施。 1990年至1992年考古发掘的悬泉置，是保存较完整的汉代官方邮驿机构遗址。遗址主体是一座约50米见方的坞院，院内有29间不同功能的房屋，院外另有马厩等附属建筑。悬泉置兼具文书传递、人员与马匹转送、官员及西域使者接待等功能，可通俗理解为古代的综合驿站和官方接待机构。 出土的2.3万余枚有字简牍，记录了使者接待、外交往来和物资收支，甚至逐项记下接待长罗侯常惠一行所用的牛、羊、鸡、鱼和粮食。遗址还出土了墙壁墨书《四时月令诏条》，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汉代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文书，规定草木生长期间不得伐木，鱼体不足汉制四寸不得捕捞，怀胎的禽兽和六畜不得杀害。 悬泉、居延遗址出土的两枚里程简相互衔接，使我们得以勾勒汉代长安至敦煌驿道的基本走向和重要节点。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时，就有专家问我们：“你们老在谈丝绸之路，有什么确凿证据？”在我们给出的申遗材料中，就包括了这两枚记录驿站间距的汉简。据相关里程简及学者复原，汉代长安至敦煌沿线约有80处邮驿节点；目前，悬泉置仍是我国唯一经科学考古发掘的汉代丝路驿置遗址。 千年营建，万象入壁——莫高窟与“中古社会的百科全书” 据后世碑文记载，公元366年，僧人乐僔行至敦煌，遥观三危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约千年间，从十六国至元代，洞窟陆续开凿于鸣沙山东麓1600余米长的崖壁上，现在还保存有735个。其中南区492个洞窟保存着约4.5万平方米壁画与2400余身彩塑，北区243个洞窟则多为僧房窟、禅窟、瘗窟和仓储用窟。 洞窟形制也有自己的演变过程。早期多室禅窟受到印度毗诃罗窟影响，中央为主室，周围开凿仅容一人坐禅的小禅室；中心柱窟受到印度支提窟影响，但在敦煌形成长方形窟室、后部方形塔柱、前部人字披顶等本土化形制。殿堂窟通常在正壁开大龛；晚唐、五代以后，出现了一批中心设佛坛的佛坛窟。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后，就开始不断与本土文化融合。 敦煌壁画题材之丰富，也常被人们称为“中古社会的百科全书”。我们将壁画划分为七类：佛像画、故事画、传统神怪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供养人画和装饰图案。从九色鹿的本生故事到张骞出使西域图，从农耕、狩猎到婚丧嫁娶，从隋代的两层楼阁到盛唐的寺院规制，再到五代第61窟《五台山图》更是绘出百余处建筑群落。在敦煌壁画里，连一千年前古人穿什么样的衣服，都保存着真实样貌。从唐代的衣冠服饰到五代于阗王后的花钿面靥，甚至不同时代、不同身份女子的妆容，都能在壁画中找到线索。 敦煌的多元性更体现在文明的碰撞中。壁画中既有伏羲、女娲等中国传统神祇，也有带有西亚、中亚艺术传统的联珠纹、翼马等图像，以及源自印度宗教文化的象头神伽内什形象。一幅小小的壁画里，其实能反映出不同文化圈的典型文化元素。第45窟南壁《观音经变》的“胡商遇盗”图，表现高鼻深目、头戴毡帽的胡商与身着汉装、手持刀具的盗匪。这是佛经“怨贼难”题材在盛唐时期的图像化呈现，画中服饰和器物也具有鲜明的盛唐特征。 通过壁画中对世俗生活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晚唐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浩浩荡荡的出行仪仗，看到普通百姓“担着担子牵着驴”的艰辛旅途，看到屠宰房里分门别类吊着不同部位的肉，看到婚礼上的“奠雁”仪式与“青庐同牢合卺”，甚至看到僧侣嚼软齿木后揩齿的场景。还有出现在壁画中的隋代供养人牛车，与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1943年罗寄梅拍摄的敦煌马车对比，相隔约1300年，车舆结构仍大体相似。我时常感觉在西北敦煌这个地方，时间是停滞了的。 更进一步看壁画的绘制技法本身，就是一部活的美术史。从莫高窟早期壁画中受西域艺术影响的凹凸晕染，到北朝中后期中原画风因素逐渐增强，再到唐代线描技法日趋成熟，敦煌壁画清晰呈现出不同艺术传统交融演变的轨迹。在第71窟壁画中，我们能很清楚地感受到中原画风与西域艺术因素的交融。更珍贵的是一些未完成的壁画，人物图像上还保留着用以确定比例和位置的方格线、定位线，并写有不同颜色名。那些色标可能是主画师留给后续画工的设色提示。正因如此，我们得以看到当时壁画从定位、起稿到设色的部分绘制步骤，它们是研究古代壁画制作工序的难得样本。 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世界。藏经洞出土文物7.3万余件，包括公元4至11世纪的文书、典籍、绢画和法器等，敦煌学由此成为“国际显学”。但因清末国力衰弱、文物保护失当，大批藏经洞文物被外国探险者运离中国，流散于英、法、俄、日等十多个国家的多家公私机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斯坦因那张著名照片：1907年，王圆箓将藏经洞中的成捆文书移至第16窟甬道，斯坦因拍下了堆放现场，但那张照片因底片重复曝光而未能正常成像。今天常见的“经卷堆叠照”，其实是斯坦因后来在第16窟空甬道照片的底片上补画成捆文书后制成的重构图。2015年我去大英博物馆看到相关原始底片时，才恍然大悟。 还有伯希和。他在藏经洞中用三周时间检阅数以万计的文书，所选文献后来主要进入法国国家图书馆。如今，咸通九年（868）刻印的《金刚经》卷子保存在大英图书馆，唐代巨幅刺绣《凉州瑞像图》（一说《灵鹫山释迦说法图》）收藏于大英博物馆，而藏经洞原址已近乎一空。每一次看到这些流散海外的藏经洞文物，我心里的难过便深一分。藏经洞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献与文物发现之一，但其中大量珍品至今仍分藏海外。 风沙为敌，数字为盾——从抢救性保护到“永久保存” 千年营建之后，是更为漫长的守护，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的话讲：“沙漠是石窟保护之大敌。” 其实，莫高窟面临的威胁从未停止。每年春季，风沙频繁侵袭莫高窟，在壁画上会积下厚厚的粉尘，我们还不能用吹风机吹，因为许多壁画已经“吹弹可破”；过去，暴雨引发的洪水可能会冲进底层洞窟，水淹洞窟几个月退去后，壁画被完全泡掉；酥碱、起甲、颜料层脱落……有些洞窟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状态，我们在病害严重的洞窟走路都要很慢，惟恐步伐稍大，气流一扰动，壁画碎片就可能会掉落下来。照片其实能直观地展示很多，1908年伯希和拍摄的影像中，莫高窟第97窟保存完好。百年之间，病害持续侵蚀，有一部分壁画永久湮灭。莫高窟第46窟变化触目惊心，当年南壁涅槃龛众多弟子彩塑像大多消失，如今只余下少量小型塑像。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率先开启莫高窟抢救工作，段文杰、樊锦诗等先生相继接力守护。没有办公室，就住在皇庆寺的马厩改成的宿舍里；没有先进材料，就因陋就简开展壁画抢救性加固；为保存资料、研究和传播石窟艺术，他们用简陋的条件临摹了大量壁画。老前辈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保护莫高窟，为了宣传莫高窟，不得不做的紧迫工作。1963年至1966年，国家拨付百万元专项资金实施莫高窟崖体整体加固，消除洞窟大面积坍塌风险，守护石窟延续至今。 经过40多年的经营，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顶上建立起由尼龙阻沙网、植物固沙带、草方格沙障等构成的综合治沙体系，使莫高窟窟前的年积沙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3000立方米降至不足200立方米。 20世纪90年代，敦煌研究院开启石窟数字化试验探索，“数字敦煌”工程由此起步。敦煌研究院的数字化团队在洞窟中架设轨道，运用高分辨率数字相机，将壁画分区、分幅进行“化整为零”的拍摄，再通过计算机“化零为整”地拼接。以第61号窟为例，756平方米的壁画，拍摄环节用时两个半月，投入4个小组20多名工作人员，而后期处理时间往往比拍摄多3至4倍。 目前，敦煌研究院已完成敦煌石窟300个洞窟的壁画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影像清晰度远超肉眼实地观赏，几何校正精度达到毫米级别。以第61窟《五台山图》为例，这幅长约13米、高3.6米的巨型壁画，依靠4821张高清照片拼接重构五台山全景图，永久留存壁画全貌与细微纹理。过去受窟内中心佛坛及背屏遮挡，观者难见全貌；现在通过数字技术，终于能看到它的全貌了。 数字敦煌的应用早已超越保护本身。莫高窟常规参观单日限额6000人，参观内容包括数字电影与8个实体洞窟。游客先观影后入窟，可有效缩短在洞窟内的滞留时间，减少二氧化碳和湿气对壁画的损害，使游客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石窟保护之中。早在2015年，“数字敦煌”即向全球免费开放30座代表性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影像，爱好者不仅能观赏平面壁画，还可通过全景漫游体验洞窟空间。 数字化不仅有助于“永久保存”敦煌壁画信息，更能为石窟考古带来新发现。有个因数字化而生的“秘密”想要分享给大家：有一次同事在脚手架上进行数字化作业，我借着机会近距离观察一幅隋代飞天壁画，竟在离地三米多的高处发现了地面根本看不到的墨书题记“李蒿愿登正觉”。从汉代烽燧到数字档案，从戈壁绿洲到云端洞窟，这场跨越两千年的守护正在用科技续写“永久保存”的当代答案。 专家访谈 记者：莫高窟壁画体现了怎样的中式艺术审美？ 孙志军：莫高窟壁画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气象的艺术审美体系，核心有三重特质：一是以形写神，不执着于复刻物象外形，重在勾勒佛菩萨沉静慈悲、飞天轻盈灵动的内在神韵；二是“骨法用笔”，依靠线条的轻重顿挫勾勒衣袂、肌理与风势，尽显东方线条韵律之美；三是兼容并蓄的审美气象，融合西域凹凸晕染与中原线描，兼顾西域浓烈色彩与中原雅致格调，彰显开放多元的文化自信。 作为丝路文明无可替代的实物载体，莫高窟承载三层文明记忆。它是多元文明交融的见证，壁画吸收古印度、中亚、西亚等多种文化艺术因素，记录不同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是古代世俗生活百科，农作、婚嫁、市井日常尽数入画，填补史书空白；更是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自十六国至元代近千年营建史，留存了中原汉人、吐蕃人、回鹘人等不同族群在敦煌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历代政权经营敦煌的历史脉络。 记者：数字影像技术如何破解文物永续留存的困境？ 孙志军：数字影像技术通过“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两大核心策略，成功破解了文物留存的困境。 针对壁画褪色、脱落等自然老化问题，修复时选择建立高精度数字档案，永久保存。科研人员依托轨道摄影、三维激光扫描，形成原大300DPI的高分辨率图像，并建立高精度三维数字档案；在永续利用方面采取分流游客与辅助修复，打造窟外8K数字展示中心，缩短游客洞窟停留时长，高清数字素材也为病害监测、壁画修复提供支撑。 未来数字化活化可以依托VR、AR、全息投影打造沉浸式互动场景，让飞天、九色鹿走出壁画与观众互动；借助AI助力学术研究与大众科普，识别模糊古文字、虚拟拼接海外流失文物，持续完善“数字藏经洞”，降低文化学习门槛；利用区块链开放高清数字素材库，推动流失文物数字回归，提取敦煌纹样、色彩开发潮流文创，让千年美学融入日常。 记者：我们该如何联动“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资源，讲好中国的“丝路故事”？ 孙志军：“海上丝路”与“陆上丝路”相互联通、彼此呼应，共享开放包容的核心文化基因。二者同为中外商贸往来与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不只是商品流通通道，更是宗教、艺术、科技跨地域传播桥梁，诠释和平互鉴、互利共生的丝路精神。 联动“海陆丝路”可从四方面发力：开展跨界艺术创作，融合敦煌飞天与岭南非遗元素开展跨界创作；创新文旅业态，打造沉浸式南北丝路主题体验项目；借力数字技术搭建虚拟丝路元宇宙，产出微短剧、数字漫游等传播内容；联动学界与媒体，开展联合研讨、深度报道，共同挖掘丝路历史故事，构建海陆呼应的传播格局。 记者：影像创作者、文博从业者该如何用更年轻化、接地气的方式，让千年敦煌文脉持续走进当代大众？ 孙志军：文博与影像从业者可通过四类方式拉近敦煌与当代青年距离。叙事上采用轻量化小切口表达，以微短剧、动画讲述壁画小人物故事，让文物“开口说话”或展现鲜活有趣的一面，弱化厚重历史的距离感；推进跨界国潮合作，联动游戏、潮玩、美妆品牌推出敦煌联名产品，打造国民文化IP；运用VR、AR、AI搭建线上互动空间，开放云游洞窟、线上壁画修复互动体验等趣味功能；贴合年轻人情绪与体验需求，推出线下临摹、文创DIY、集章打卡活动，让敦煌美学走进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