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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16日，广东地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 （晏欢提供）图源：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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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受降1945：时空历史资料库》宣传海报 图源：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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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1月5日，日军战俘在广州白云山修建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纪念公墓 罗超群 摄（罗广仁典藏） 图源：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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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常成 受访者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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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观看《广州受降1945：时空历史资料库》 |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81年前，广州城发生了一件大事。1945年9月16日，广东地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这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华南地区取得胜利。 81年后，9月16日，《广州受降1945：时空历史资料库》正式上线。这个由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数字学术（Digital Scholarship）团队推出的数字人文项目，将两张馆藏旧地图、多国解密档案、罕见历史影像与报刊，结合AI辅助，以StoryMap（故事地图）的方式推出，跨时空还原了这场伟大胜利的历史细节，并首次公开了一批珍贵高清历史影像。 打开这个资料库，我们看到的不仅有那场广为人知的受降仪式，还有背着长枪走过凯旋门的中国士兵，不愿做亡国奴的大学生翻译，敲锣打鼓迎接胜利的小学生，满城为胜利欢呼的市民……这些微小而具体的身影，为这场伟大胜利写下丰富动人的注脚。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项目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常成及其团队成员。这群香港师生用了14个月，于历史长河中“拼”出一个个普通人的面孔，希望能让更多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从两张旧地图说起 常成决定做这个项目，源于一个伞兵、两张旧地图。 去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时任特藏部馆员张学谦博士由两幅绘于抗战时期的特藏历史地图《广东市街图》《广东省地图》想到，能不能尝试挖掘地图背后的故事？ 常成想到了自己访问过的一名抗战伞兵——杨树芝（1922年-2022年）。2014年，时年92岁的杨树芝告诉常成，他曾在1945年的9月亲历过广州受降。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1938年10月，日军在惠州大亚湾登陆，随即占据惠州、增城；10月21日，广州沦陷。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1945年9月16日，广东地区侵华日军在广州签字投降。 “广州地处华南要地，1945年日本投降时，光在广州的日本官兵就有近4万人。”常成说，“我想做一个数字人文项目来展示地图背后的故事，同时在线上重现1945年广州受降的过程。” 于是，常成与张学谦带着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硕士生余晓聪和图书馆数字学术团队一起，开启了资料库的搭建。 如何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更清晰、更生动地了解这段不容忘却的历史？团队里的年轻人想了很多办法。 余晓聪负责项目资料的整理。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到9月16日广州受降仪式前，这一个月，广州发生了什么？为了还原这段历史细节，他几乎找遍了1945年8月到12月间的所有报纸，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找到美国国家档案馆、互联网档案馆，光剪报都做了100多份。 从这些80多年前的油印铅字中，他根据当年《广州日报》《大光报》等报刊的记载，梳理时间线，又到广州街头寻找照片中的遗迹，锁定地理坐标，硬是“拼”出了一条精确到日的广州受降“时空路线图”。 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数字人文助理馆员王易凡和助理经理黎卓禧负责项目的技术支撑。团队选择运用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交互设计、多媒体数字叙事将这份“路线图”融入抗战时期的广州地图。 在《广州受降1945：时空历史资料库》网页上，光标轻点地图上的红色圆圈，即可看到当时的真实影像—— 1945年9月15日，广州受降前一天，张发奎、孙立人等乘车率队入广州城。车队从白云机场出发，由中华北路入城，沿中华路而下，行经一德路、长堤大马路、泰康路、永汉路、吉祥路等地，最终抵达中山纪念堂，行程达两小时。 一路上，凯旋门一道又一道，路旁童子击鼓相庆，两旁民众夹道欢呼，庆祝这场期盼已久的胜利。 一座城的胜利时刻 点开数字地图上的一个个坐标，一张张黑白影像里，浮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面孔——有士兵，也有孩子……照片定格了他们的神情，记录下属于普通人的胜利时刻。 “我希望通过普通人的视角来重现这段历史。”常成告诉记者。 拍下这组照片的，是时任广州《大光报》记者罗超群。当年，罗超群随新一军进入广州，拍摄了珍贵的入城影像，底片在家中秘密藏匿数十年，得以完整保存至今。常成团队联系到罗超群的儿子罗广仁，获取根据原始底片扫描的高清版照片，并得到授权，首次以高清、时空定位的形式系统公开。 因为这批照片，81年前那些一闪而过的普通面孔变得清晰了。 这样的热闹场景也曾出现在一位老人的回忆录里。 1945年9月5日下午，新一军先遣组步兵中尉梁振奋随先遣部队抵达家乡广州。“我们上岸时，市民自发地鼓掌，记者忙着照相，场面出乎意料的热闹。” 抗战时期，这支部队曾远赴印度、缅甸对日军作战，保卫滇缅公路。常成曾设想过：“如果我是当年的一名士兵，在印缅战场的炮火中幸存下来，终于见到了胜利时刻，会是什么心情？” 许多年后，梁振奋回忆起那个时刻，是这样说的：“广州沦陷时，我母亲带着一家老小挤上最后一班船，从它的脚下仓皇逃出；经历了无数苦难和生死关头，七年之后，我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重回它的身边。” 在重构这场胜利游行的路线时，余晓聪一次次走在广州的街头，从老照片中的建筑、招牌中寻找线索，辨认1945年的广州。 “我专门去爱群大厦住了两个晚上。”余晓聪告诉记者。1945年梁振奋进入广州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爱群大厦。“我靠在窗边，看着楼下的马路，就在想：当时是不是也有人在上面看着这些士兵进入广州？他们会是什么感受？” 常成曾经访问过许多抗战老兵和抗战时期不愿做亡国奴而投笔从戎的大学生。 “我问他们：‘战争结束后，你们什么心情？’他们说：‘最想的就是回家。’”常成说，“和平总是最珍贵的，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鲜为人知的战俘营 那场载入史册的受降仪式结束后，罗超群的记录并未停止，而是转向一个特别的地方——日军战俘营。 据统计，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之时，中国大约还有200万日军俘虏和日侨。其中，广州就有近4万名日本官兵。 日本宣布投降后，广州市的日军被勒令于1945年9月14日前撤退到珠江以南。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在广州芳村、黄埔等地划分出七个营地，对广州地区4万余名日本俘虏与侨民进行收押、看管。 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高清影片记录了日军撤离广州市区的场景。点开这份数字地图，你还能“重走”七处日俘营。 1945年12月广州《大光报》上，一篇《施教日俘》用文字详细记录了对日俘的教化方式，包括设立阅报室、安装收音机、放电影、演话剧公开日寇暴行、播日语新闻等。 罗超群的照片也记录了日俘在战俘营的罕见生活场景。他们不仅可以劳动，还能打麻将、打棒球。“中国人对待日本俘虏，是非常人道的。”常成说。 鲜有人知的是，部分日俘还曾被征用来清扫广州市内的街道。新一军在修筑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的前期土方工作中，每天也征调600名日俘进行劳役。孙立人在《祭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文》中称之为“以流汗报流血，亦所以慰先烈于九泉也”。 常成告诉记者，这是团队迄今能找到的唯一一组关于日军战俘营生活的影像记录。这些照片，与纪录片、档案、新闻剪报、口述回忆一起，形成了严密的立体互证，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揭开。 一群人的群体记忆 14个月过去了，这份数字地图在81年后的今天，终于揭开了它的面纱。 这段关于抗战伟大胜利的历史，对于这个团队来说，既是14个月来的上下求索，也是一段无法磨灭的群体记忆。 “我的家族与抗战紧密相连。我舅公曾是抗战翻译，我爷爷的弟弟曾是远征军。”常成告诉记者。 余晓聪记得，自己家乡中学的铁门上，曾有日军侵略时留下的弹孔；老家村子里，还有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部旧址。 王易凡第一次见到这批抗战影像，就被震撼到了。“这太珍贵了！”这份根植于一个民族深处的群体记忆，让她和身边的“90后”“00后”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共情。她希望用年轻人的讲述技巧、技术，重现这段历史。 更多年轻人被吸引，加入这个项目。项目的社交媒体宣传短片，就是香港科技大学二年级本科生李晓君参与剪辑制作的，他们用更年轻的视角呈现、讲述这段数字地图故事。 史料无声。常成还有一个愿望：寻找那天在广州街头敲锣打鼓迎接胜利的中国军队的孩子们。 那些小朋友，当时可能才9岁、10岁。81年过去，如果他们还健在，已是90岁上下。他们后来经历了什么？那一天鼓声响起时，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如今，这份数字地图已经上线，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广州中山纪念堂里，一位观众曾留下这样一句话：“记住受降仪式上的掌声，是为了不让苦难重演；传承战火中的团结，是为了让民族更强大。” 这掌声也来自1945年的广州街头，来自凯旋的士兵、忙碌的记者、敲鼓的孩童、欢呼的市民…… 历史从未忘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