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钱锺书父子与谭献

　　□姚法臣

　　近日，因读《谭献日记》，去了一趟绍兴小皋埠村，这里曾是鲁迅兄弟因祖父科场舞弊案避居的地方。写了篇实地“考证”文章，意犹未尽，觉得钱氏父子与谭献亦可作小文充箧。

　　谭献（1832-1901，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杭州）人，近代词人、学者，是晚清常州词派的代表人物，曾提出超前的“接受论”观点：“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这比西方接受美学理论要早近百年，其辑选清词《箧中集》，被叶恭绰称为“开近三十年之风尚”，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将其誉为“托塔天王晁盖”。他曾为浙江书局总校，交游颇广，章太炎（后因学术分歧决裂）和徐珂（编辑丛书《清稗类钞》）都是他的学生。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号潜庐），江苏无锡人，近代古文学家、教育家。从年龄段、祖籍与学术方向看，谭、钱中间差着“辈分”呢，但就是这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三位学人之间，却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书缘”，这就不得不谈到谭献珍藏的师友手札的归属和《复堂日记》。

　　谭献的次子名叫谭瑜（字紫镏）。徐彦宽（1886-1930，号薇生）是谭瑜的内弟、钱基博的同乡好友。1911年春，谭瑜委托徐彦宽，请钱基博为袁昶夫人撰写六十寿序。袁昶（1846-1900，浙江桐庐人，晚清能吏）是谭献至友。徐彦宽相托，大概钱基博也不好推脱，更何况钱基博敬重袁昶的操守，还专门为其写过人物小传。钱基博如期交付寿序，但拒不接受谭家送来的润金，要知道那个年代请名家撰写寿文、墓志铭是要奉上一大笔金圆的。钱基博因受好友徐彦宽之请，不肯照惯例收取润费，但谭瑜岂肯辜负这份人情和书香，为酬谢钱基博，谭瑜把谭家珍藏多年的谭献与晚清上百位师友的往来信札（近五百通）酬送给钱基博。

　　谭、钱雅人雅举，堪称读书人家做人做事的典范。钱基博得到这批珍贵的信札，小心藏存，二十多年后，也就是1933年，他亲自编纂了这批信札并作题记，此时距徐彦宽病故已过去三年。钱基博在题记里写道：“辛亥之春，袁爽秋太常（昶）夫人年六十，亡友徐君薇生以谭紫镏之请，属予为文寿之。而以余不受润金，因检紫镏所臧先德复堂先生（献）师友存札一巨束相授以为报。匆匆二十年未及董理，而徐君墓草宿矣。”题记有“八记”，钱基博口述，钱锺书代笔，钱基博称誉这些信札“可当《官场现形记》读”，又是“《儒林外史》材料”，尤喜：“袁昶、梁鼎芬词笔雅令，行草英逸，翰札之美，弁冕群英……”末“记”，颇可莞尔：“余常患儿子不谙世故，兀傲自喜，诋痴儿不解事。今读袁昶书，曰子弟能有呆气方能读书……”这是钱氏著名的“有呆气方能读书”的典故出处。

　　2015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三巨册，保持了手札的原貌和形制，可读可赏。杨绛撰有“启事”一篇《手札若干纸失窃启事》，文中谈到一桩令人气愤的“窃案”，当年钱基博曾将第五册（统共八册）外借他人，若干年后才发现借阅出去的信札被揭去和剪掉了二十六面。杨绛先生正告天下：“一旦如在市场出现，那就是赃物出手了！”杨先生寥寥数言，就断送了某人想发不义之财的后路，读了真叫人痛快。这批手札后来由杨绛先生出面捐赠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2025年7月，凤凰出版社依据影印版《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出版《谭献师友尺牍》（繁体竖版两卷），较好地解决了影印版手稿难以识读的问题，且多有纠错之功，可谓难能可贵。譬如，开篇即纠正了人文版“手札菁华”具名“许时雨”的差错，“许时雨”实为“薛时雨”，是谭献的受业恩师。其实“手札菁华”附有钱基博为薛时雨撰写的手稿小传，起文便是“薛先生名时雨……”因手稿辨识较难，故有易名之错谬。出版无小事，能不慎乎？

　　《复堂日记》现以通行本《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8月版）行世，收录《复堂日记》八卷（谭献生前自刻）、补录二卷续录一卷共十一卷。在这部日记的“补录”和“续录”部分，可同时读到钱基博、钱锺书父子1931年所作的“序跋”，这在钱氏父子著录史上可谓绝无仅有。钱锺书为“续录”作序，时年二十一虚岁。在序言里，钱锺书对谭献日记评价甚高：“睹记所及，湘乡曾文正、常熟翁文恭、会稽李莼客侍御、湘潭王壬秋检讨皆累累挟数十巨册，多矣哉，前古之所未有。而仁和谭复堂大令独能尽雅；人虽曰多乎，固可以少胜之。”曾国藩、翁同龢、李慈铭、王闿运，可是晚清“日记四大家”（另一版本以叶昌炽取代曾国藩），诸人的日记规模可谓洋洋乎，谭献日记却区区只有一册（通行本），故此钱锺书慷慨送了八个字：“独能尽雅”“以少胜之”。实际上，钱氏父子的序跋最早收录在徐彦宽辑刻的《念劬庐丛刻》里，“念劬庐”是他的斋号，“丛刻”主要整理谭献的遗稿，《复堂日记（补录）》、《复堂日记（续录）》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日记补、续录编定后，徐彦宽请钱基博、钱锺书父子分别作序，“丛刻”未竣，1930年4月徐彦宽病逝，1931年钱基博等醵资助力刊刻问世。至此，一场由“寿序”引发的谭、徐、钱接力完成的书事，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