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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团队在非洲抗疟一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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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拉伊（右）与马达加斯加代表团签约 |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倩 图/羊城晚报记者 周成 一封从广州寄往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的信，在两个月内换回了一个国家的信任与托付。 2026年秋天，广交会客商云集。马达加斯加过渡政府总统兰德里亚尼里纳在收到广东新南方集团创始人朱拉伊的来信后，迅速派出一个高规格代表团抵达广州，代表团成员包括青年与体育部长、公共卫生部任务专员、重建委员会主席以及公共卫生部非常任督察员等。 凌晨落地广州的代表团一天也未休息，便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考察和谈判协商。他们的意向明确而紧迫：希望中国团队用5年时间，在这个世界第四大岛上推进一项消除疟疾的系统工程。这是新南方与广东高校合作的青蒿素灭疟计划继科摩罗项目成功后，在非洲的又一次重大进展，也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中向世界承诺的10项疟疾消除示范项目落地实施的具体行动。 在科摩罗的成功惊艳非洲 故事的开始可以追溯到2003年。那一年，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国桥的青蒿素研究项目遭遇合作方退出，需要新的资金方。李国桥的学生朱拉伊是从梅州丰顺走出来的前“赤脚医生”，他拿出了第一笔6000万元的投资，判断朴素而笃定：“青蒿素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发明，应该把它发扬光大。” 此后，投入的数字不断增加，产业链延伸至非洲，利润回报长期接近于零，但效果斐然：2006年，新南方集团和广州中医药大学组成的抗疟团队前往距离马达加斯加几百公里的非洲岛国科摩罗，开展抗疟援助工作。依靠“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方案，这个岛国的疟疾发病人数下降了98%，并在2014年实现了疟疾零死亡。这一成果在多个国际场合被多国领导人反复提及、盛赞，“中国方案”从不被理解到纳入专业抗疟指南。羊城晚报于2015年对此壮举做了20多万字的深入报道，朱拉伊在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直言：“我当作一个事业来做，要把它做成功，赚钱是以后的事。” “在科摩罗取得经验以后，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向非洲大陆更大的国家推进。”据介绍，2017年，中国-多哥项目在西非国家多哥的东莫诺省示范区开展全民服药等干预措施，项目实施3个月内，疟疾发病率相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87.4%；2018年，中国-巴新联合抗疟团队在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基里维纳岛采用群防群治、全民服药等干预措施，项目实施后3个月内，人群带虫率由实施前的18%降至0.31%。如今，“中国方案”已走进肯尼亚、尼日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非洲国家，为当地人民健康福祉带去新希望。 于是，便有了文首的那一幕：在得知马达加斯加疟疾病例每年高达200多万例后，朱拉伊郑重地向该国总统发去一封信。9月18日，马达加斯加政府负责人在广州与朱拉伊见面，商讨在马达加斯加全国范围内开展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项目；10月末，代表团抵达。 引入企业赞助以持续发展 非洲大地自然、人文环境迥异，疟疾疫情也各有不同。在项目讨论中，朱拉伊团队负责人坦言，马达加斯加项目落地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要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 面对外界对资金的担忧，中方团队给出了清晰的规划：“马达加斯加项目的规模至少需要十几亿美元资金。马方政府有决心，中国有部分国家援助，国际社会有国际基金援助，企业家也愿意参与赞助，大家共同来完成。” 和科摩罗项目不同，在传统的“药企出药、援助出钱、政府协调”外，马达加斯加项目还引入了一个新的变量——企业赞助。马达加斯加中国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刘恒毅是中马两地企业的董事长，他的加入代表了一种资源拼接的尝试：将在非洲积累的在地商业网络和运营经验，与药企的技术方案对接。 事实上，如果抗疟项目能够嵌入华商在非洲的长期利益结构，其获得稳定性的概率就会高于单纯依赖外部拨款的模式。随着基层合作站的建立和App等数字化工具的下沉，这不仅是对公共卫生的援助，更是在为当地培育电商基础，推动基础建设升级。当然，公共卫生的慢节奏与商业周期的快波动如何兼容，需要在未来5年寻找答案。 “中国方案”迎接新挑战 科摩罗的经验证明，“除疟”不可能一劳永逸。如今，青蒿素抗疟药物和方案已经被国际认可并纳入专业指南，但消除疟疾从来不是靠一份指南能够完成的。它需要有人把药送到路的尽头，需要有人在雨季之后回到同一个村庄…… 那么，广东药企在青蒿素领域20余年的先行投入，能否支撑一种既能应对印度仿制药的市场竞争、又能适应非洲复杂治理生态的合作模式？马达加斯加的政治承诺，能否穿越资金波动和地理阻隔，抵达那些真正需要一粒药、一个监测点的村庄？ 朱拉伊的那封信，开启的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一个为期5年的系统工程。未来的5年，马达加斯加将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