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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釉褐彩牡丹纹盆残片,西村窑出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
□ 陈馨 1952年11月27日,广东糖厂干部陈仲璧路过广州西村广雅中学西侧的自来水厂宿舍工地,发现工人挑出的泥土里混杂着大量古陶瓷碎片。他当即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报告。 黄文宽、胡根天等人赶赴现场,起初以为“皇帝岗”只是附近古窑的废品堆积场。四天后找到窑的入口,才确认山岗本身就是古窑址。1956年秋,配合西村工人体育场建设,窑址开始清理发掘。当时市文管办仅8人,除1人留守外,几乎全员参加。至次年3月,清理出一座龙窑,采集遗物近300箱。被窑工丢弃的碎瓷,为后人留住了宋代陶瓷生产现场。 西村窑发掘结束后的1957年4月,珠江后航道南岸的番禺沙边村也发现古窑遗存。此后经1990年、1994年和2015年三次考古发掘,另一处北宋大型民间窑场渐露真容。 今年是西村窑正式发掘70周年,《西村窑》《沙边窑》两本考古发掘报告也于11月中旬正式出版。曾散落在窑址中的碎瓷,与广州老城区的城市考古发现、南海海域的沉船资料及海外遗址中的中国陶瓷相互参照,一段被掩埋的历史逐渐清晰。 人们熟悉的宋代广州,是一座商船云集、蕃商往来、香料与珍宝汇聚的东方大港,而这两处古窑让我们看到了其时城市的更多景象:商船出海前,有人在窑场制坯、施釉、烧造;瓷器出窑后,还要经商人的收购、储备和转运;与此同时,广州城里的官署、街巷和普通人家,也在使用本地烧造的碗、盏、盘、壶。 宋代广州不仅是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商品的生产地。本地陶瓷制造既回应城市生活,也参与海上贸易。广州如何把港口的开放转化为制造的活力?工匠怎样吸收四方技艺,回应远方需求?从两座窑场烧造的瓷器及其流向,我们可以更具体地看到港口城市与中国手工业、海上丝绸之路间的联系。 港口不只集散商品,也孕育制造 追溯广州的烧瓷历史,至少在中晚唐时期,番禺新造曾边村已出现瓷窑,产品以青瓷为主。到了北宋,西村窑、沙边窑已形成规模化生产,制瓷工艺更加成熟。 9世纪上半叶沉没于今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的“黑石号”,出水约六万件中国陶瓷,以湖南长沙窑为大宗。内陆窑场早已与海洋贸易相连。到北宋,广东窑口产品也大量出现在海外沉船和遗址中。西村窑汇入的,是一个已有数百年积累、多产地参与的海上贸易网络。 两处窑场都靠近水道。西村窑位于广州城西北近郊的增埗河东岸,沙边窑位于珠江后航道南岸。丘陵便于依坡筑窑,纵横交错的水网则为原料输入和成品外运提供便利。 西村窑附近尚未发现古代瓷土开采遗迹。检测显示,瓷胎与匣钵等窑具原料来源不同。研究者认为,窑具可就地取材,瓷土则可能由清远、肇庆、番禺、东莞等地经水路运入,具体矿源待确认。 水路连接原料产地,也连接商品市场。开宝四年(971年),宋廷平定南汉,随即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元丰三年(1080年),又修订并推行《广州市舶条》,对南蕃贸易作出专门规定。 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广州海舶“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他还记下海贸中的信贷:商人借债,约定海船返航后偿还;富户储备丝帛、陶货,加价赊给借债者并计息。瓷器进入船舱,也牵动着储备、筹资和交易。 但窑场面对的并不只有海外市场。广州城里的饮食、饮茶、储物、焚香,同样需要器皿。广州本地窑业,应在两种需求的交汇中获得发展。 两座窑场,两种生产选择 西村窑与沙边窑同兴于北宋,产品中都有不少青釉、青白釉碗盘,常被称为“姊妹窑”。但它们有不同的产品结构和生产特点。 西村窑是一座器类丰富的民间商品窑场。除碗、盏、盘、碟、瓶、罐等日常用品,还有凤首壶、军持、瓷枕、腰鼓、鸟形瓷埙和各种小型瓷塑。青釉、黑酱釉、青白釉等不同釉色并存,刻划花、印花、点彩、褐彩绘花等装饰技法各具特色。 西村窑也善于吸收外地名窑的技艺。部分青白釉刻划花器物与江西景德镇湖田窑产品相似,青釉印花碗盏则可见陕西耀州窑的影响。从器形、纹饰到装饰技法,来自不同地区的陶瓷传统在广州相遇,经过本地工匠的吸收与改造,形成新的产品面貌。 支撑这种生产的是一套成熟的工艺流程。考古人员发现了陶车的瓷质轴顶碗和荡箍,还发现了印花模具以及大量匣钵和垫具。还有一种特别的工具叫“火照”:它通常利用废弃的碗等器物口沿残片,在其上钻一孔,放在窑内,烧窑时由窑工用长钩从观火孔勾出,观察胎釉的烧成情况,以判断火候。 皇帝岗龙窑残长36.8米,多次改建后出现台阶和隔墙。报告估算,单次可装烧两万至三万件器物。匣钵上的姓氏、数字等标记,则让研究者推测窑场存在多家坯户、作坊合作搭烧的模式:各家制坯、标记,共同利用窑炉烧造。 相比之下,沙边窑的产品结构相对集中,主要烧造碗、盘、盏、杯等日常饮食器,也生产一定数量的青釉褐彩盆。 1994年发掘的孖岗二号窑残长43.85米,窑床前部还保存着11排匣钵,少数匣钵内留有未取出的敞口小碗。沙边窑青白釉器常施一层白色化妆土,以改善胎体颜色;装烧时,小杯也多采用一匣一器的方式,未见西村窑部分小器数件同装一匣的做法。 沙边窑还出土了大量垫饼。这些小泥饼垫在器物圈足的内底心,而非足端。报告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承托器物、分散烧造时的压力,减少高温下碗底变形的风险。沙边窑也并非只能烧造普通日用器,一片黏附在匣钵上的精细青白釉刻划花碟残片,足以表明窑场同样具备烧造高档瓷器的能力。 西村窑器类丰富、装饰多样,沙边窑以日用器为主。相近的市场环境,容纳了不同的生产选择。 从城市日用到海上市场 过去,由于早期广州城市考古材料有限,而海外多地发现西村窑瓷器,学界一度倾向于将它视为专供外销的窑场。随着广州老城区考古工作的深入,这一认识逐渐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州已有十余个古城遗址出土西村窑器物,多在宋代广州城所在的今越秀区,涵盖官署、商业区、居民区和道路、河堤、码头。除碗盏,还有瓷枕、鸟形瓷埙、褐彩大盘、凤首壶和军持。这些器物也进入了本城的日常生活。 沙边窑的城市消费证据也渐清晰。2025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结合类型学比较和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无损检测,区分两窑近似产品,在广州老城区十余处遗址辨认出沙边窑器物。 西村窑遗址还发现57件来自景德镇、潮州、越窑和福建等外地窑口的器物标本,不少带有长期使用的磨损痕迹。本地生产与外来成品在此相遇,呈现了广州汇集、使用和交流商品的一面。 另一批“广州制造”则越过珠江口,进入更远的海域。 从香港、海南(西沙群岛)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都发现西村窑产品;斯里兰卡、阿曼、也门乃至东非沿岸,也有被辨认为西村窑产品的器物或残片。 苏门答腊西岸巴鲁斯的洛布图阿遗址,发现了包括西村窑产品在内的中国陶瓷。同址1088年泰米尔文碑铭,记载南印度商人团体对船长、船员入市交易的规定。中国陶瓷进入的,是已有多方商人、港口和交易规则参与的印度洋贸易世界。 器物本身也留下了文化交流的痕迹。西村窑一些口径较大的青釉褐彩盘,与东南亚部分地区围坐共食的饮食习惯可能有关;军持、净瓶等器物,则与不同地区的饮水、净手和宗教生活需求相联系。凤首壶吸收了外来金银器的造型特点,又经过中国工匠的重新设计,成为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的陶瓷器物。 广州窑工面对的不只是买卖,还有不同地区的生活习惯与审美。本地工匠通过改造和创造,让产品适应更广阔的市场。 更广阔的陶瓷市场 宋代广州港是中国重要的海外贸易口岸。建炎四年(1130年),史料记载“广州市舶库逐日收支宝货,钱物浩瀚”;绍兴二年(1132年),官员追述广州的市舶收益,亦称其“收课入倍于他路”。繁忙的口岸贸易汇集了四方商旅与货物,本地与外地瓷器也由此进入更广阔的流通网络。 与此同时,中国陶瓷生产与外销的产区格局也在变化。随着制瓷技术的快速传播,北宋后期至南宋,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以及福建等地,拥有优质瓷土资源的窑场不断发展,产品种类日益丰富。各地瓷器循水陆交通进入港口,广州海商有了更多采购选择。广州本地窑场所面对的,正是一个多产区参与、商品跨区域流通的市场。 南宋中期前后的“南海Ⅰ号”沉船,直观呈现出这一市场的船货面貌。船上出水了大量来自景德镇、龙泉和福建等产区的日用陶瓷,也有一批与佛山南海奇石窑、文头岭窑产品相近的酱釉大罐,部分罐肩带有“酒墱”“玉液春”等字款。这类大罐与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内宋代广州州衙附属建筑基址出土的同铭器物相互印证,研究者认为,它们可能与广州地方所产酒的灌装及海上储运有关。不同产区的日用瓷器与珠三角生产的储运容器同船出水,反映出宋代海上贸易多样的商品来源及其与地方生产的联系。 将西村窑、沙边窑的田野考古发现,与广州老城区遗址、海上沉船及海外遗存放在一起考察,可以看到,宋代广州既是经由海路辐射远方的贸易港口,也是孕育本土陶瓷生产的制造之城。海贸把周边的原料转运、民间的作坊协作和多产区的瓷器流通联系起来,使不同产区的瓷器得以进入海外市场。从这两座古窑出发,千年前留存至今的器物,既还原了工匠劳作、商舶往来与市井日常的具体图景,也让我们得以从一城一地的手工业生产,观察宋代中国沿海城市如何参与跨区域的海上商品流通。 (作者系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