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光绪年间绘制的“鹤峰纪胜图”（翻拍）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宋元符三年（1100年）九月，苏轼遇赦北归至广州，苏迈携眷弃屋从之而去。据明杨载鸣《东坡祠记》记载：“惠人以先生之眷眷此邦，即其居建祠祀焉。”因此，不少专家认为，从那时开始，惠州人为了纪念苏东坡，便将东坡新居变成了东坡祠。

　　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民间文艺大师刘汉新却有不同看法。他解释说，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1102年-1110年），苏东坡等309人的名字刻在石碑上，立于端礼门，史称元祐党人碑。凡是被刻上党人碑的官员，书画作品全都被禁。官府又以严刑禁止民间收藏。当时苏东坡的文章、字画、诗文、题记也被大量销毁，他的著作也禁止刊印。在这样的背景下，惠州人恐难“建祠祀焉”，“至少是宋孝宗追谥‘文忠’后，也就是乾道六年（1170年），惠州人才在东坡故居旁边新建苏文忠公祠”。

　　刘汉新是土生土长的惠州人，祖居位于归善县衙照壁处（即白鹤峰下），从小喜欢到白鹤峰玩耍，一直关注研究苏东坡。他认为，当时惠州人应该是在东坡的故居旁建立苏文忠公祠，而并非是在其故居之上，“苏东坡并未卖掉房子，按照常理而言，纪念他人不会在居住地上建公祠”。因此，刘汉新认为，如今的东坡祠应由两部分组成，即东坡故居与苏文忠公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