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风（翻拍自《蒲风传》） 危健峰 摄

蒲风作品（翻拍自《蒲风传》） 危健峰 摄

　　

　　文/陈红旗（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蒲风(1911－1942) 是广东梅县隆文镇坑美村人。海伦·福斯特曾在《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中写道：“蒲风可能是最值得注意的左翼诗人。”的确，蒲风是中国诗歌会中最热心、最活跃、最不可或缺的诗人，也是一个“新诗狂热的提倡者、组织者、创造者”。

　　蒲风对于诗人的价值定位非常明确，他曾在《诗人》一诗中强调说：“诗人，诗人!/你是时代的前哨，/你是大众的良朋，/你是自由、幸福的追求者，/你也是悲哀、苦痛的代言人。”20世纪20年代末，蒲风正是怀着成为“时代的前茅”和“大众的师友”的理想步入诗坛的。此后，他秉持坚定的革命立场，全身心地投入到左翼文艺运动之中，执着地专注于大众诗歌的创作，从而成为中国诗歌会中最优秀的诗人之一。

　　蒲风的著作数量惊人，从1934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开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一共出版过十六部诗集。此外，还有诗歌理论专著《现代中国诗坛》《抗战诗歌讲话》，序文集 《序评集》以及一些散文、小说和译著等。就蒲风创作的总体情况来看，其诗歌创作方面的成绩无疑是最突出的。

　　蒲风的写作是从鼓动民众大胆破坏旧社会的呐喊开始的。在《火·风·雨》一诗中诗人高呼：燃烧的“心火”把“窒息你的社会烧焦”，让怒吼的狂风把“那些凹凸不平的宇宙推倒”，让猛降的暴雨把“塞满了瘴气的宇宙冲毁”。当诗人的激情与随后到来的“红色的三十年代”相遇时，他从诗歌这种最容易渲染情绪的文体形式上找到了自己生命和情感的寄托，并投入了自己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悟。

　　蒲风告诉读者：“环境的恶劣总不会使我缄默的。”事实的确如此。在蒲风的第一部诗集《茫茫夜》中，诗人没有被1927年的白色恐怖所吓倒，他描写了农村的生活与斗争场景，刻画了英勇的革命者形象，批判了帝国主义者的强横，传达了光明与黑暗搏斗的思想意识。从《茫茫夜》开始，诗人就有意识地追求大众化，诗风趋向于“质朴明朗”，且多用“俗言俚语”，进而彰显了中国诗歌会所主张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的艺术理念。

　　1930年4月，蒲风回国，其忧国忧民之情落到了实处。而在群众中吸取力量和灵感的工作方法，使蒲风“跳出了‘五四’时期新诗对个性解放的讴歌，突出反映了工农群众阶级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时代精神，标示着历史的前进”。《茫茫夜》体现了作者“以题材的尖锐性、重大性、及时性取胜”和善于“铺写大规模群众斗争场面，渲染革命情绪”的特点；整部诗集取材大胆，气魄雄伟，充溢着电闪雷鸣般的气势，不愧为蒲风的代表作。

　　1932年，在任钧的介绍下，蒲风加入“左联”，成为“左联”诗歌组中一名重要成员，并自觉参与到中国诗歌会开展的现实主义诗歌运动中。是时，蒲风只有21岁，正是心绪最容易激动、变化的年龄，但他的心态已经非常成熟，他捕捉到了许多非常态的生活体验，《生活》的结集就是他这种体验的记录，也是他提倡诗歌大众化的重要成果。

　　蒲风积极倡导诗歌大众化运动，可谓“诗歌大众化的旗手”。他认为“所谓大众化，是指认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也听得懂、喜欢听、喜欢唱”，基于这种思路，他非常重视诗歌和音乐的结合，以便这种听觉艺术能够在群众中更好地发挥宣传鼓动作用。因为音乐是无国界的，不识字的人也听得懂。是故，在1934年夏秋之际，蒲风在书写中国广大农村黑暗生活画面的同时，被抗战思潮所鼓动，写下了很多充满反帝情绪的可以谱曲传唱的短诗，这些诗在1936年结集为《摇篮歌》。

　　蒲风曾在《摇篮歌》的序言中强调说：“歌唱是力量! ”他认为：“诗人的任务是表现与歌唱。而愤恨现实，毁灭现实；或鼓荡现实，推动现实；最要紧的为具体的表现与热情的歌唱。歌唱为唯一的武器。”就此而言，《摇篮歌》充分体现了蒲风吸取客家情歌、小调的优点和追求诗歌歌谣化的艺术取向与诗学理念，也体现了他通过追求诗歌新形式的方式来实践诗歌大众化、通俗化的努力。因此，蒲风的诗读来朗朗上口，很多都可以谱曲传唱。

　　还值得注意的是，“对家乡人民群众的关注，是蒲风诗歌中最主要的题材”，为此，他还在诗歌中刻画了很多客家乡民形象，如《农夫阿三》中的阿三，《小莉茜》中的小莉茜，《姑姑苦……苦苦》中的老妇，《行不得呀哥哥》中的村妇，《老开伯》中的老开伯等等。这种客家乡民形象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是非常少见的，他们是客家乡民群像中的典型代表，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并承载了丰富的客家文化内涵。

　　（注：本文选摘自陈红旗《黑暗社会的批判与诗歌歌谣化的努力(1924—1934)——客籍诗人蒲风诗歌创作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