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出席第14届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在伦敦合影，前排右二为容启兆

　　容启兆

　　1948年，中国奥运足球队对阵土耳其队之前的情景

　　容启兆(左)和李惠堂合影

　　

　　本文指导专家：珠海留学文化馆留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沈荣国

　　文/羊城晚报记者 郑达 图/珠海留学文化馆供 

　　

　　在近代中国参与世界的征程中，足球扮演了一个独特而悲怆的角色。当积贫积弱的国门被坚船利炮叩开，被视为“东亚病夫”的民族，却曾在绿茵场上以矫健身姿与昂扬斗志，赢下九届远东运动会的桂冠。然而，在世界最高级别的奥运舞台，却长期缺席那一道来自东方的闪电。

　　直到1936年的柏林和1948年的伦敦，一支队伍两次远渡重洋，填补了这片空白。带领他们走向世界的，并非职业的体育官员，而是一位身着西装、身材清瘦的学者——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副校长容启兆。这位中国化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以其教育家、科学家的身份，在中国体育史上镌刻下“领队”二字，书写了一段“跨界报国”的传奇。

　　在珠海留学馆留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沈荣国看来，出身于近代中国最早留学家族——珠海南屏容氏家族的容启兆不仅是中国高校化学教育的创始人之一、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推动者，更是中国奥运精神之基的铸造者、近代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的丰碑。

　　

　　留学世家的百年传承

　　

　　在珠海市南屏镇的寻常巷陌间，隐藏着一个不平凡的家族故事。容氏家族，这个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家族，走出了中国第一位留学耶鲁的容闳，也孕育了1936年、1948年两次带领中国足球队征战奥运的容启兆。

　　容启兆出生于1898年，其父容星桥是晚清留美幼童中的杰出代表。容星桥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的支持者，曾参与创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思想。这种“西学为用，报国为本”的家族传统，深深烙印在容启兆的成长轨迹中。

　　容氏家族最大的特点是代代传承的留学传统和报国精神。从容闳开始，这个家族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家风——学成必归，归必报国。据统计，仅容星桥一脉，八个儿子中有五位留学海外，他们全部回国效力，这在那个动荡年代堪称奇迹。

　　1919年，21岁的容启兆从北京清华学校毕业，获得公派留学资格，赴美深造。他先后在塔夫茨大学、弗吉尼亚大学攻读化学，获得博士学位，并成为美国Sigma Xi科学研究荣誉学会会员。在美期间，他不仅是实验室里的学者，也是田径场上的健将。有学生回忆：“容师西装革履，身材瘦长，头颈略弯。传系参加赛跑，努力冲刺，颈部受伤。”在美国田径场上，容启兆“出尽风头，奖品奖章琳琅满目”，这种对体育的热爱，也为他日后与足球结缘埋下了伏笔。

　　留美五年，容启兆始终铭记家族教诲。1924年，他婉拒了美国多家化工企业的高薪聘请，于次年毅然返回战乱频仍的祖国，受聘于上海光华大学，历任化学系教授、理科主任。他常说：“我家世代留学，世代回国。这是容家人的本分。”

　　沈荣国表示，当年的容启兆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化学博士之一，在他之前有化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只有马君武、侯德榜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他的抉择对于当时在美留学生而言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而且，容启兆特殊的家庭出身及和容闳的关系，更成为后世留学人关注和效仿的焦点。在北洋军阀混战的情况下，一旦回国可能无用武之地，但他毅然选择回国，不仅续写了南屏容氏留学家族、珠海留学人之留学报国传统，而且成为近代留美学人的重要风向标，引导着更多的后世留学人走上回国报效的艰难之路。

　　

　　学者执教显体育情怀

　　

　　1925年，容启兆学成归国，入职上海光华大学，历任化学系教授、化学系主任，1929年前后，他升任副校长兼理学院院长，1934-1935年间，容启兆代理暨南大学化学系主任。

　　在化学领域，容启兆成就斐然。1932年8月，他作为全国45名化学家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全国首届化学讨论会。这次会议在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以及化学译名三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发起成立了中国化学会，容启兆为发起人之一。“民国期间，设置有化学系的高等学校屈指可数，曾担任两个不同高校化学系主任的容启兆，在民国期间的高等化学教育领域有着极重的分量。”沈荣国说。

　　然而，这位化学教授在体育界的名望，“远超越本身专长之化学”。1925年加入光华大学后，他于当年10月组建了光华大学足球甲、乙队，并与体育教授吴邦伟共同担任球队教练。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容教授经常下课后直奔足球场，西装都不换就和学生们一起研究战术。我们开始以为他只是兴趣使然，没想到他是认真的。”很快，光华大学足球队“称雄沪上”，队员中包括董小培、顾福源等多名国家足球队队员。1926年3月，光华大学与复旦、南洋等高校发起组织江南大学体育协会，容启兆当选为副会长，同年6月被选为会长。

　　“作为当年极其难得的化学博士及两所高校的化学系主任，容启兆积极跨界参与，投身到体育事业中，在历代知识分子中都极其罕见。在他眼中，国家和民族需要远高于个人发展需要，发起组织江南大学体育协会终结洋人领导中国体育的历史，远重他个人的化学研究。他和父亲容星桥及族伯父容闳一样，祖国重于一切。”沈荣国说。

　　据学生回忆，容启兆“提倡体育，不遗余力”。1930年4月，容启兆作为中华队干事长兼总教练，与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一同率队参加第九届远东运动会。1932年，他参与筹组江南体育学校。到了1946年底，他出任上海市体育协会足球委员会主席。在这些职位上，他系统引进西方体育训练理念，推动中国体育专业化进程。

　　在国家孱弱的年代，中国人长期被污蔑为“东亚病夫”。在这种情况下，容启兆大力倡导体育，一直在致力于改变这种国家形象作不懈努力。在终结洋人领导中国体育的历史之后，容启兆力推中国体育专业化进程的探索，是近代中国探寻“体育自主”和“体育自强”之路的尝试。“从这个角度上说，容启兆称得上是近代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沈荣国表示。

　　教学科研与体育推广，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领域，在容启兆身上得到了完美统一。他认为：“教育不只在课堂，也在操场；救国不只在实验室，也在运动场。”这种理念在当时极为超前，也解释了他为何会接受带领中国足球队出征奥运的重任。

　　

　　两任领队征战奥运

　　

　　20世纪初期，中国足球曾称雄东亚，连夺9届远东运动会冠军。然而，正如当时的体育杂志所言：“吾国足球运动早经名震海外，惜未尝一登世界球坛，以一显身手也。”

　　1936年，中国足球终于获得了在国际赛场亮相的机会——柏林奥运会。社会各界对足球队寄予了厚望，要求“对于选拔事宜，更宜慎重周密，不问新进或名宿，务求网罗无遗”。

　　这一重任落在了容启兆的肩上。1936年1月27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通过决议，成立足球选拔委员会，容启兆是五位委员之一。他赴香港主持选拔工作，从30名初选球员中正式录取22人。

　　然而，当时中国奥运代表团经费严重不足，足球队不得不自筹资金。作为领队，容启兆再次承担起带领球队筹集经费的艰巨任务。

　　1936年5月2日，容启兆带领足球队乘邮轮赴南洋各国进行表演赛，筹集门票收入作为参加奥运会费用。在两个月的时间里，球队转战南洋及印度，共进行27场比赛，除4次平局外，未尝一败。

　　这段旅途极为艰辛。队员孙锦顺回忆：“在两个多月的旅途中，我们为了节约每一个铜板，就乘最低级的船舱，住最便宜的旅馆。有时全体队员都住在一间大的统间，由于床位不够，有些人只好打地铺。”即便如此，球员们士气高昂，因为容启兆始终与他们同甘共苦，“领队住什么，我们就住什么；领队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尽管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柏林，中国足球队在首场比赛就以0：2败给英国队，被淘汰出局。但这次征程标志着中国足球首次登上世界舞台，具有里程碑意义。

　　12年后，历史惊人相似。1948年，伦敦奥运会举办，50岁的容启兆再次被任命为中国足球队领队。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保存着一份1948年容启兆因参加伦敦奥运会向学校请假的批条：“足球代表队先行出发，领队容启兆有公务羁身，恳代转请公假自四月二十二日起至九月底止。” 这简单的几行字背后，是又一次艰难的奥运征程。

　　与1936年如出一辙，由于经费不足，容启兆不得不再次带领足球队提前出发，到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缅甸及印度等地进行表演赛，靠门票收入补贴路费。

　　经过两个月的奔波，当筋疲力尽的队员们抵达伦敦时，他们还要面对奥运赛场的激烈竞争。

　　1948年8月2日傍晚，伦敦市郊的富尔哈姆足球场，中国足球队与土耳其队展开初赛。比赛开始时，天公不作美，细雨霏霏，中国队原先布置的短传渗透战术显出劣势，而土耳其队员身高马大，占尽优势。

　　比赛中，土耳其队“屡屡进犯中国队禁区”，而中国队前锋谢文良“人小体轻，常常滑跌”。最终，中国队以0：4告负，遭到淘汰，在18支参赛队中名列第14位。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一份珍贵的《1948年中国国家足球队参加伦敦奥运会签名信笺》，上面清晰地印着“领队：容启兆”。这件文物长28厘米，宽22厘米，已经泛黄，但所有队员的签名依然清晰可辨。

　　沈荣国表示，容启兆两次带队参加奥运会，既是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重要表现，还是中国体育初步赢得世界认同的体现，更是近代中国“体育自强”成果的历史见证，堪称近代中国体育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他们艰难而曲折的奥运之旅，展示了中国人不甘落后的民族气节。

　　

　　多重贡献传奋进精神

　　

　　除了奥运领队的身份，容启兆在多个领域都有建树。

　　在化学工业方面，1942年春，容启兆与光华大学薛迪符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森茂化学工业原料制造厂。其间，他还加盟新亚生物研究所研制生产青霉素，并担任上海新亚化学制造厂副厂长兼总化学师及生产管理处处长。

　　新中国成立后，容启兆定居香港。1961年，他担任香港浸会书院（香港浸会大学前身）理学院首任院长，直至退休。

　　容启兆性格幽默，平易近人。侄子容应骞回忆：“我的四伯父很有幽默感，平易近人，常跟我分享笑话，喜欢打桥牌。”容启兆曾向后辈提及自己参加奥运会的经历，途经新加坡时，还幽默地提醒：“当你在新加坡时，不要吃榴莲。它就像猫屎一样！”

　　1970年，容启兆因病去世，享年72岁。他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和体育贡献，也留下了容氏家族“服务中华”的精神传承。

　　容启兆虽长期在外工作，但与家乡珠海的联系从未中断。他的幼子容应骅专程从美国返回珠海，将父亲留下的1948年奥运会足球队队旗赠送给珠海容闳博物馆——一面是1948年“中国世运足球队”队旗，另一面是香港钟表业商会赠予该队的锦旗。队旗上，容启兆的签名清晰可见。“他希望父亲曾经带领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这段记忆，留在家乡”。

　　富尔哈姆球场的雨早已停歇，历史的烟云也已散去。今天的珠海，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节点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但容启兆的故事，如同伶仃洋的潮水，一次次涌来，提醒着后人：真正的“大先生”，从不仅限于一方讲台或一间实验室。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化学博士之一的容启兆，归国后成为中国高校化学教育的创始人之一、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推动者，对于化学科学的中国本土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更为重要的是，视国家和民族需要远重于个人发展需要的容启兆，将大量的精力投身于体育事业，愚公移山一般孜孜于改变近代中国‘东亚病夫’的国家形象。他两次带队参加奥运会，铸就中国奥运精神之基，成为近代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的丰碑。”沈荣国说，容启兆突破了“君子不器”的旧有窠臼，在化学实验室、大学讲台与奥运赛场之间从容游走，实现了“格物致知”与“经世致用”的完美统一。在体育救国思潮涌动的年代，他绝非一个仅仅“玩票”的爱好者，而是以科学家的严谨与教育家的远见，将体育提升至塑造新民、振奋民族精神的高度。他的跨界实践，不仅为中国足球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第一扇门，更以一种知行合一的人格风范，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回应时代命题，提供了独特的“珠海样本”。

　　从容闳“开眼看世界”到容启兆“带队闯世界”，再到容国团“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呐喊响彻世界乒坛，一代代珠海儿女将个人奋斗汇入民族复兴的洪流。容启兆的故事，如同一面穿越时空的镜子，映照出的，是一个家族“不辱乃祖，服务中华”的庄严承诺，更映照出一座勇立时代潮头的城市，其胸怀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灯塔。这种精神，已融入珠海的血脉，激励着后来者在更广阔的赛道上，接续那场始于百年前的、永不言败的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