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怡

　　李玉水先生为人坦诚，心地敞亮，性情豁达。在惠州诗界他人缘最好，男女老少一律昵称他为水哥。水哥写作颇勤，集腋成裘，数量颇丰，几月前拿出整理好的七百余首诗的打印稿，请序于我。我虽数年前已戒为人序，但对水哥之请我却不假思索，一口应允下来。水哥诗朗朗上口，锦句满帙。读罢全帙，甚为兴奋，让我有了作序之底气。

　　展读水哥诗卷，如涉一条蜿蜒于时光深处的长河，其间清波可掬，映照炊烟巷陌的暖色；激流奔涌，回荡历史天地的回音。他的诗笔，穿梭于“伞”的随身阴晴与“尺”的亘古度量，流连于“双月湾”的缱绻传说与“德天瀑布”的磅礴界碑，最终汇成一片既植根泥土、又仰望星空的浩瀚心象。其诗魂所系，乃是以人间烟火为底色，以山河气骨为峰峦，在朴与雅的张力间，完成了一位当代歌者对生命与世相的深情注脚。综观其诗，水哥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以朴素而雅致的语言，构筑了一个融个体生命体验、现实社会关怀与古典诗学精神于一体的艺术世界。本文拟从现实书写的现代意识以及诗中所流露的性灵与襟怀、咏物比兴的传承、语言风格的朴雅共生及性情自然坦露等方面，对其诗作进行评析，发幽探微，以评代序。

　　一、现实关切与淑世情怀

　　写实是中国古典诗的优秀传统，从《毛诗序》的“安以乐”写“治世””怨以怒”写“乱世”“哀以思”写“亡国”到六朝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再到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无不强调写实的重要性。水哥的诗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与时代感。他热衷于书写个人化的“诗意栖居”，比如：偶夜宿梅山，便生发出“朔风吹落雪，梦醒一身香”之奇想；秋逢白露，便生发出“露纯酿就农家酒，醉倒神仙小鬼扶”之豪情；寻诗浩坤湖，不禁油然而生“瑶池纵有千般好，不及挂飘来此湖”之惬意；即使身困疫境，也不乏“疫期宅坐常生困，枕上春光对日眠”的乐观。一个性格阳光、对生活充满热爱的诗人形像尽现于笔端。

　　他的诗更将笔触深入社会百态、民生疾苦与国家命运，体现出诗人的淑世之心与忧患意识。这部分作品构成了其诗作的铮铮筋骨与暖暖温度。题材之广，内容之深，在唱和应制、主咏闲情的时下诗坛，让人感觉耳目一新。

　　他关注社会公平与民生，礼赞时代楷模与民族脊梁，描绘乡村变迁、新人物、新气象，使他的诗歌具有了鲜明的当代性和接地气的生命力。这种将个人情怀与时代脉搏、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创作取向，使得他的诗歌超越了小我的吟哦，获得了更为广阔和厚重的思想格局。

　　二、托物言志，比兴寄怀

　　中国古典诗歌，咏物素重寄意，一如沈祥龙《论词随笔》中所言：“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中，斯寄托遥深，非沾沾于一物矣。”诗中咏物寄志至南宋，尤达高峰，亦诚如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所论：“南宋咏物皆有寄托……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故托物言志是咏物诗之精髓。水哥诗深得此咏物之三昧，其咏物虽多，然绝非单纯状物，更非为咏物而咏物，而是物我交融，寄托颇深。如其咏《伞》一诗：“不怨闲时弄，甘陪走四方。遮阳又遮雨，久已解行藏。”一把寻常雨伞，被赋予默默奉献、洞明世事的品格，其“行藏”之解，何尝不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隐喻？又如咏《筷子》一诗：“生来忌孤寂，出入总双双。莫道乾坤小，甘辛箸里藏。”由物性（成双）联想到人情（忌孤），进而于方寸之间窥见人生之百味，构思巧妙，自是佳作。至于《尺》之“人心不可测，海水亦难量。若度来时路，今生有几长”，则由物理之尺度，跃升至对人心难测、生命旅程的哲学叩问，意蕴顿显深广。这种写法，正合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所言：“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水哥善于抓住物与理、物与情之间的“切类”与“依微”之处，引发读者的共鸣与深思。这无疑是对传统咏物诗精华之承接与活化。

　　中国古典诗亦素重写景，而写景素重比兴寄意。刘勰《文心雕龙》有专题论“比兴”，其中云：“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这类诗往往“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意即“借小物寓大义”，借景而寓情，亦如白香山《与元九书》中所言：“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即“托意于物”，寄情于景。因此，景语皆情语，情景相生，成为中国诗歌之传统。水哥诗继承了这个传统，比如一次偶然看海，在潮涨潮落的自然现象中，他却悟出了人生进退如潮、起伏如潮之哲理：“世事如潮多进退，人生起伏似飘蓬。”（《霞涌看海》）再如，天上之星星，太平常，平常得常人漠视它的存在，可是在多情的诗人笔下，它却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云天万里流星闪，坠入杯中醉里听。”（《星星》）诗人的惬意与悠闲之情就寄寓在星星坠入杯中发出的碰撞声中，多么美妙的意境。可见擅写景者必须擅寄情。水哥正是因为对咏物寄意和写景寓情之优秀传统接续与活化，使其诗有了意趣和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