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袋两角五的饼干

　　□陈启银

　　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和杨斌、舒静从不同乡镇到县城上高中。学校是新建的，在县城东郊。我们不在重点班，走读，不上早晚自习。

　　我是吃农业粮的，住在父亲退休前的单位职工子弟学生宿舍。除我以外，还有两个家住县城周边乡镇的同校室友，离家较近，也不在重点班，骑自行车回家方便，多数时间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在父亲原单位的食堂用饭菜票买饭菜。回晚了，到炊事员王师傅家叫他给我打饭。打开水是李妈把暖壶放在锅炉房里，我自己去取。我的生活费是父亲到单位领退休金时给的，一个月15元，另外还带一袋米，用来换取饭票。我饭量大，费鞋，用钱蛮紧张的。即便这样，我觉得已比读初中时好百倍，不用每天吃辣椒酱、腌菜、酱洋姜和萝卜等，偶尔还能尝尝粉蒸肉。

　　杨斌来自另外一个镇，吃商品粮的，情况比我好不了多少。但离我的住处最近，就在我父亲单位隔壁，住在他姐姐单位的宿舍，在姐姐家里吃饭。舒静和我同镇不同村，也是吃农业粮，住他姐姐家，离我稍远点。他姐姐孩子还小，家境不宽裕，尽管姐姐姐夫很细心关照他，但总归有诸多不便。

　　我们仨那时正在长身体，玩性大，活动量大，经常感觉饥饿，有点小钱就想着买零食、点心、饼、包子，一起分享。三个人有默契，不分白天夜晚，节假日或平时，全天候地在一起。我学习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想休息片刻，就跑到隔壁问杨斌，找他下象棋，到文化宫看别人练武术，到处逛；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有时也一起去找舒静。有时随便在哪个人的宿舍里凑合过一夜。

　　那时舒静来找我们，或我和杨斌上学时，都要经过钟祥一中，里面全是全县各个初中的尖子生，让人羡慕嫉妒恨，真想找个机会测试一下，我们到底差在哪儿？那年元旦，一中有游园活动，我们觉得是个机会，就冒充一中的学生进去玩了一晚上，算是非正式比试。什么猜灯谜、搞比赛、做游戏、演小节目全都参与，赢的铅笔、橡皮和圆规、三角尺之类不比他们少，开心得不得了。

　　只是一开心就忘记了时间，从一中出来时已经很晚了，肚子饿得哇哇叫，特别想吃点东西，更重要的是觉得不能辜负了好心情，一定要犒赏自己。可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我找到七分钱，杨斌找到一角钱，舒静找到八分钱，总共两角五分钱。对能买到什么心里没有底，但还是决定到街上转一转。

　　太晚了，天又冷，多数家庭已经熄灯，街道和巷子的路灯也在打瞌睡。寒风一阵阵地吹在我身上，禁不住打了几个冷战。三个人缩着头，宝贝似的揣着“战利品”，把可能卖东西的街巷和门店找了个遍，终于发现礼堂前面广场上的小店窗口，透出微弱的灯光。走近才发现，那个窗有点高，我们挤在窗外欠着身体，都不好意思开口。

　　舒静鼓了鼓勇气，先小声对我们说“我来问”，然后冲着窗户大声说：“这里有什么吃的吗？”

　　窗内一个老奶奶的声音回答：“罐头、饼干、点心，你们想要点啥？”

　　我们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回应。不知道两角五能买点啥？老奶奶应该也在等待和揣摩。

　　沉默了一会儿，杨斌怯怯地回应:“两角五分钱能买点什么？”

　　还是没有动静。我有点着急了：“我们只有这么多钱。”

　　里面开始有翻扒的声音，终于飘出一句：“一袋丰收饼干。”

　　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大声说：“我们买一袋！”

　　说是一袋，其实量真不大。三排装，每排8片，像现在的全麦消化饼干那么大。

　　我们特别珍惜此时此刻。杨斌接到饼干袋以后，先分给我和舒静各两片，自己才拿了一片往嘴里送。然后把饼干袋塞给了舒静，舒静分了一轮又塞给我。我们就一直这么轮着、分着，边吃边聊边往宿舍走。

　　这饼干让我们觉得非常满足和开心，也不再提还想吃什么的话题。

　　我们学校没有高考资格，毕业后杨斌待业，我和舒静回老家务农。有一天，他们俩骑自行车到我家，要一起出去玩。有什么好玩的呢？不过是一起锄草、割谷之类的农活，然后在田埂、山上、鱼塘边、树林里东游西逛，看看大自然的风光，彼此交流一些有用没有用的想法，看有没有什么出路。再后来，杨斌安排了工作，舒静进了厂，我也当兵离开老家，后来考上了军校，大家先是写信保持联系，后来是用固定电话，再后来就是用手机。

　　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大半辈子，我们这一袋两角五的饼干的故事，保留着当年的情感。如今，我们可以一年半载不打电话，也可以深更半夜随时打电话，无话不说，或哪怕只听个声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