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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述曾家藏徐宗汉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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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合影，右起为邓颖超、徐宗汉、周恩来、司徒美堂、董必武、司徒柱（司徒美堂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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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时事画报》刊登贞德女学校招生广告 |
本文指导专家：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徐宗汉生平考述》作者 武洹宇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旭 图/受访者提供 在珠海北岭村这片土地上，走出过一位被历史烟尘遮蔽许久的女性。她的一生跨越晚清、民国与抗战，她是冒死七度往返省港、为黄花岗起义运送军火的志士仁人，是与黄兴在战火中结为伉俪的革命伴侣，是创办贫儿教养院、抚育数千孩童的“孤儿义母”，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上海平民女校的重要支持者。 她叫徐宗汉，原名徐佩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武洹宇副教授研究徐宗汉多年，她这样理解徐宗汉：“她并非生而就是革命者，而是从一个家世优渥的豪门千金，逐渐蜕变为一个敢于打破桎梏、重构自我的现代女性。这种转变不是灵光乍现的顿悟，而是在生活的往复不定褶皱中，在与时代的无声对话里，经历无数次内心挣扎与外在抉择后，沉淀出的生命答案。” 祖籍香山北岭村的豪门千金 1877年，徐宗汉出生于一个声名显赫的买办世家。其家族乃近代粤地望族——香山北岭徐氏，伯父徐润更是名震一时的商界巨擘，亦是留美幼童计划的重要推动者。徐宗汉自幼生活在上海这座华洋杂处的都市，得益于所受的中西合璧家塾教育，她并未被塑造成传统意义上的闺阁女子，反而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视野与胸襟。 1894年，17岁的徐宗汉与两广总督洋务委员李庆春的次子李晋一结为夫妻，后育有一女一子，成为广州河南（今海珠区）豪门大宅“李五福堂”中，生活优渥的李二少奶。然而，她并未就此沉溺安逸，而是时时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并经常外出参加社会活动。 1902年，李五福堂旁边的漱珠涌畔，女医张竹君创办了广东最早的国人自办女学——育贤女学，时人盛赞张竹君为“妇女界之梁启超”。徐宗汉对张竹君的事业不仅倾注热忱，更以真金白银托举其理想。她多次解囊相助，甚至典当首饰填补经费缺口，更让一双儿女认张竹君为“契爷”，谱写出超越血缘的乱世知交。几年后，丈夫李晋一病逝，徐宗汉更加充分地投入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去。此时，对她影响最大的人，是二姐徐佩瑶。 从“佩萱”到“宗汉”的革命转身 1907年，是徐宗汉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7月，浙江光复会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不幸失败，秋瑾等革命志士就义的噩耗传来，她更名为“宗汉”，隐晦表达革命之志。同年秋冬，她与二姐佩瑶受南洋“锡矿大王”胡子春的邀请，到马来西亚半岛的槟榔屿，协助侨校“中华女学”创办，当时徐佩瑶任校长，徐宗汉为助理员。 根据武洹宇、刘芮的考证，徐宗汉在1907至1908年间，曾与孙中山进行过一次谈话。多年以后，她对《新华日报》的记者回忆道：“我想去日本读书。总理说‘不用吧，还是回广州去吧！’我说：‘回广州去做什么呢?’他说：‘满天飞吧！’我想怎样飞法呢？那时开展工作是不容易的，总理所说的‘满天飞’就是指宣传工作。”于是，在1908年秋经香港回国时，徐宗汉专程拜访了冯自由，并经冯氏介绍正式加入同盟会。 很快，徐宗汉又介绍多位亲友加入同盟会。1909年2月，同盟会在香港增设南方支部。此后，徐氏姐妹及其革命同仁频繁往来于广州、香港、澳门三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同年广州新军起义开始筹备，徐宗汉、陈淑子和李自平三位女士，承担起将炸药子弹从香港运至广州的危险任务。冯自由生动地回忆道：当时她们“所携行囊二具满贮危险品，皆置船舱后女客室旁，陈李二女士均提心吊胆，坐卧不宁，独宗汉态度安闲，怡然入睡，事后人咸称其镇定不移。” 1910年2月，庚戌新军起义爆发。事前徐宗汉与侄子李应生，曾奉命在其高第街宜安里寓所设立秘密机关，依约纵火以扰乱清军视线。但火势旋即被扑灭，藏于被褥中的青天白日旗遭警察搜获。徐宗汉察觉事态危急，当即避往香港。庚戌起义的硝烟尚未散尽，一场更为悲壮的起义已在暗夜里酝酿。 黄花岗烈焰中的动人情缘 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骨干共同策动的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爆发。起义前三个月，黄兴抵达香港，与赵声等同志在跑马地三十五号设起义统筹部，总计在广州设分支秘密机关38处，分头进入广州开展准备工作。其中，西湖街甘家巷八号为徐宗汉侄子李应生负责；河南溪峡机关由徐宗汉出面租赁，并以婚庆活动作为掩护；城内分运枪械的任务则由徐佩瑶和一众女同志担任。 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邹鲁后来在回忆录中对起义枪械运输过程做了详尽记述，其中对徐宗汉等人经营溪峡机关的描写尤为生动传神——他们通宵达旦开罐头取出枪械，为掩人耳目、消除开罐声响，几位革命同志竟索性弹唱起音乐来。 起义之夜，黄兴孤身鏖战后负伤失语，跌撞至漱珠桥畔，忽见暗夜中一扇熟悉的门户——正是徐宗汉设立的溪峡机关。次日凌晨，徐宗汉以惊人胆识为黄兴易容，一起登上夜轮赴港。抵港翌日，黄兴因右手中指重伤亟需手术，院方坚持亲属签字方可施救。 生死关头，徐宗汉毫不犹豫以妻子之名落笔担责，术后更是悉心照护。两颗在革命烽火中相互依偎的心，也在这段共患难的时光里紧紧相依。最终，二人结为正式夫妻，成就了一段血火淬炼的真挚情感。这一年，徐宗汉34岁，黄兴37岁。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徐宗汉、黄兴等革命党人因受清廷通缉无法通过常规渠道前往战场，张竹君以最快速度组织赤十字会出手相助。当时徐宗汉假扮看护，黄兴、宋教仁假扮队员，暗度陈仓前往起义战场。 10月28日，张竹君一行抵达汉口前线，当即开展战地救护。11月3日，黄兴临危受命，接手指挥阳夏之战。11月27日，汉阳失守，长江被清军严密封锁，徐宗汉、张竹君再度以赤十字会渡船，冒险护送黄兴从汉阳平安撤离。美国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李又宁曾感叹道：“由张出面组织赤十字救伤队，是谁最先出的主意呢？历史没有记载。如果不是为了徐宗汉，张竹君会不会出面组织救伤队？我们也无从得知。可以确知的是，徐张二人，肝胆相照，彼此互助，不遗余力。” 开近代中国贫儿教育事业先河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黄兴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后因经费短缺致军队哗变、机构撤销，遂卸职并与徐宗汉退居上海。在南京工作期间，黄兴闻姚雨平从徐州前线带回两百余名难童，当即指示其交陆军部收容，旋即创办南京贫儿教养院，孙中山亲题“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徐宗汉亲任院长并垫资8万元，自此抚育孤儿成为她后半生的志业。 面对这些贫儿，徐宗汉既是慈爱母亲，更是人生导师。她强调“幼而学之，壮而行之，无不读书的艺徒；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无不做工的学生”。院内不仅开设印刷、电料、翻砂、无线电、化学、铁道、新闻、制药、摄影、打字、机械、商业、砖瓦、国术等丰富课程，让学生掌握一技之长，还组织织袜带、布匹、毛巾等手工劳动和军乐队表演，使学生直接从事谋生自足的生产实践。 为了这些孩童，徐宗汉不仅倾尽家财，而且远赴墨西哥、美国、巴西、古巴、秘鲁以及泰国多地募款，又两度将所募款项慷慨捐给抗日前线。于是，为了能在战火中自给自足，徐宗汉于1932年通过黄兴故交、安徽宣城县长周君南，于宣城茆冲创办“贫儿院宜城农场”。 农场雇工近百人，分设农林牧三组，开展封山造林、果树药材种植及畜牧改良，成功引种杂交猪、奶牛、兰州瓜果、法梧等，其果园地名沿用至今。1934年增筑猫子湖堤坝发展水产业，徐宗汉常驻督导，月拨专款并轮训贫儿院学生。至1936年，农场已具规模，实现“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年入十余万元可养千名孤儿的佳绩。对此，徐宗汉坦言，“我想，我应该替国家社会多做点事情，这未死之身，才对得起革命先烈……于是我开办了农场……收入年有十几万元，足以养育一千多个孤儿了。” 鲜为人知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贫儿教养院不仅是慈善教育机构，也是中共地下党的重要活动基地。院内有一位张姓参事，是上海中共组织委派的秘密通讯员。1931年，李耘生奉中共江苏省委之命赴南京重建市委，便经张氏关系，以贫儿院历史教员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组织建设，先后发展党员近百名，其中包含5位院内进步青年。徐宗汉与共产主义的缘分，由此从上海延续至南京。 作为中共挚友的女学先驱 事实上，徐宗汉与中共的渊源可追溯至辛亥革命时期。在前述贫儿院外，她还于民国元年参与了“中华民国模范忠裔院”的工作。二次革命失败后，原忠裔院成员转至上海重组教育机构，于1914年创办博文女校，该校成为同盟会秘密联络枢纽。1915年，徐宗汉正式参与该校重组，担任校董会董事长，通过其社会影响力保障校务运作。 1921年中共建党前夕，李达、王会悟夫妇经徐宗汉协调，租借博文女校部分校舍作为代表宿舍，毛泽东、董必武等13名各地代表由此完成建党筹备工作，该校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历史见证。 徐宗汉对中共的鼎力支持贯穿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1919年，她在五四运动中率女界联合会冲锋陷阵，同时资助贫困学生赴法留学，其中盛成、陈毅等日后成为共产主义运动骨干；1921年，她出任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支持共产党人创办《妇女声》半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她公开演讲盛赞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宣称男女当联合向资本制度的压迫作战，与此同时支持共产党开办平民女校，该校不仅培养了丁玲、王剑虹等进步女性，更成为中共中央早期秘密办公地。徐宗汉之所以愿以自身声望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遮风挡雨，正是因为新生的党在襁褓中便已展现出对女性议题的深刻关切，这种进步主张与辛亥革命未竟的男女平权理想产生了强烈共鸣。两代革命者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紧密携手，不仅延续了辛亥元老的革命风骨，更绘就了一幅中国共产党人与进步女性肝胆相照、共担国运的壮丽图景。 抗战期间，徐宗汉移居重庆，与周恩来、邓颖超往来密切，曾直言“今天真正解放人民，实行抗日的，只有毛泽东先生”，还曾流露出前往延安的意愿。武洹宇指出：“这种政治倾向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某种主义的完全皈依。更深层次来看，这是她对社会根本改造路径的探寻，与她一生所践行的平民教化事业一脉相承。” 跨越时空的影响与延续 1944年3月8日，正值国际妇女节，徐宗汉在重庆病逝，遗愿重振贫儿教养院，享年67岁。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以《一个革命女战士死了》为题刊发短评，赞扬其“不因年老而减少她一贯的爱国爱民的热情”，并将其生涯与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相联系，深切表达了对其超越党派的革命贡献的充分认可与崇高敬意。桂林追悼会上，李济深主祭、何香凝演说，柳亚子赋诗追忆，这场汇聚国共要员与民主人士的葬礼，成为抗战后期民主力量突破政治封锁、凝聚抗战共识的特殊政治场域。201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徐宗汉被家乡选为“百年最具影响力珠海女性”。珠海北岭村孕育的这位大先生，真正用一生诠释了何为“女中豪杰国中师”。 最令武洹宇印象深刻的是，徐宗汉从未以革命元老或女权先锋自居，而只是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为国家尽一份公民的担当。恰如她自己所言：“十余年来，我既不愿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也未表示过政治意见……我以一个公民的立场，平心静气来说，在今日之中国，凡一方面创导民族复兴，一方面从事国民经济建设的人，实在应为全体国民赞助。” 在策展纪念黄花岗起义115周年的同时，武洹宇在《徐宗汉生平考述》前言中，郑重书写： 她或已深刻体认，革命不是政权更迭的瞬间烟火，而是文明重建的漫长耕作，是千万个体觉醒的细微和声……尽管这种探寻在当时并未形成明确的政治标签，却为后来者留下了关于如何在具体的社会事业中，把理想国家蓝图一砖一瓦砌进现实的恒久思考。 徐宗汉的晚年转身，恰是一位革命元老在历史急转弯处的驻足沉思。她既未因过往的荣光停滞，亦不为时代的浪潮裹挟，而是以教育为犁，在社会的土壤里深耕未来的可能。今日回望，她留予我们的珍贵遗产，或许正在于她为中国“革命”二字不断注入的丰富实践，因为真正的变革，从不止于变换门楣，更在于重塑门内的烟火与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