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建华

　　我与诗人洛夫忝为同乡，数次见面，相识相知，曾经听他讲述往事，让我得以窥见一个少年在战火中的成长与担当。

　　洛夫原名莫运端，又名莫洛夫，1928年6月28日出生于湖南衡阳。1944年，正值他16岁，这年对于衡阳来说，是极其惨烈的一年。8月8日，衡阳保卫战结束，这座城市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几乎被夷为平地。洛夫说：“衡阳保卫战打得太惨烈了，整座城市只剩下三间半房子，也有说是五间半。我家只剩下一堵墙，所有的财产全都没有了。真是应了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衡阳沦陷之前，百姓们就已被纷纷疏散，一部分去了广西桂林，一部分往乡下逃难，洛夫回忆道：“那时我们家往乡下跑，但是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有一次，我在逃难途中，不幸被一个鬼子逮住，逼着我做挑夫。我年纪虽小，但个儿高，力气大，奋力挣脱他的手腕，拔腿就跑。但没有跑几步，斜刺里挥来一扁担，打得我在地上乱滚，最后还是在刺刀的威逼下，噙着眼泪，挑起一担白米，跟着鬼子的部队走，直到第三天才被释放回家。”这段经历，让年轻的洛夫对日寇充满仇恨，也为他后来加入游击队埋下伏笔。

　　衡阳城市沦陷两个多月后，市内秩序逐渐恢复，洛夫的父亲领着他和四舅回到城内，开了一家小酒店，但因日军多次骚扰，不久便停业了。后来，在一位宁姓同学的引荐下，洛夫瞒着父亲加入号称自卫别动队第三大队的游击队。洛夫说：“我那个同学的父亲，原本是衡阳城内颇有声望的地方名人，听说衡阳沦陷后未能及时逃出去，是在日军威逼之下出任的维持会长，表面上是落水汉奸，骨子里却与乡下游击队暗通信息，等于在敌人中做卧底。”

　　加入游击队后，洛夫和其他年轻的队员们一样，没有制服，没有武器，更谈不上薪饷，凭的只是一腔爱国热忱。他说：“这半年游击生涯，生活极为清苦，竟有三个多月之久，天天吃红薯和空心菜，但我们毫无怨言，士气仍然高昂。我们没有与鬼子真正打过仗，无非就是贴贴标语，趁他们不备骚扰一下。”

　　然而，也有一些较为惊险的任务。有一次，龙姓大队长派洛夫值夜班，看守一个被锁在空屋中的犯人，据说是汉奸。洛夫回忆说：“那位老兄一脸乡巴佬的憨相，形色凄苦，怎么看也不像坏人。但我任务在身，只好握着枪，紧张兮兮的，瞪着眼陪了他一夜。次日交差后，上级把犯人押走，却忘记向我索回手枪，我也就不吭声地据为己有，还不时掏出来向朋友们炫耀。这是我有生以来拥有的第一支手枪。”

　　而最让洛夫难忘的，当属那次偷机枪的经历。他在《那年的雪——记一段游击生涯》文中，详细描述了这件事。那是1944年岁末的一个晚上，天下着大雪，洛夫奉命潜往盘踞他家平安客栈的日寇小分队偷枪。他写道：“那天天色非常阴沉，入夜后开始下起雪来。晚餐后，大队长把我叫到他的卧室兼办公室面授机宜，在座的还有那位年轻的参谋长。大队长一再嘱咐我小心从事，如果万一情况有变，不必勉强去做。他要我先回家去睡一觉，午夜后方始动手，他和参谋长等人已借隔壁一家杂货店，准备打一夜麻将，坐等我的好消息。”

　　洛夫躺在床上，心事如潮，根本无法入睡，一直挨到下半夜两点多钟，才偷偷穿衣起床。他小心翼翼地摸进日军驻地，却不小心踢到了一只空煤油桶，引起了一阵狗叫，鬼子们被唤醒搜索。洛夫吓得赶紧躲到后院的断墙后面。但他年轻好胜，不甘心就此撤退，等日军再次入睡后，他又鼓起勇气，绕道摸到军曹的房门口，终于成功地偷出了一挺轻机枪。洛夫说：“到手后我开始蹑手蹑脚一步步向后退，等退到后院，才猛然转过身来，快步而逃。谁知积雪下面尽是残砖破瓦，跑得越快，脚踩的声音越响，好在距离前厅渐远，日本兵未被惊醒。”

　　由于这次的功劳，洛夫被提升为分队长，但他笑着对我说：“这个芝麻小官，手下无一兵一卒，虚有其名，只能算是一种精神上的抚慰。”

　　不久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洛夫的游击生涯也随之结束。他说：“衡阳光复后，部队入城的那天上午，全城的市民都涌到街边欢迎。撑着一面巨幅国旗走在最前面的，竟是我生死与共、相处了半年多的自卫别动队第三大队的弟兄们。龙大队长跨着一匹战马走在最后，威风八面，神气得不得了。他并未发现夹在人群中的我，而我却热泪盈眶地向他一直挥手。”

　　洛夫的这段抗日游击生涯，虽然短暂，却如暗夜中的星火，对其一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他去了台湾，又旅居加拿大，但始终没有忘记那段抗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