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当总编辑》 刘海陵著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原社长刘海陵：

　　从1986年大学毕业进入《羊城晚报》，到2022年从社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他把自己的全部职业生涯都献给了《羊城晚报》。

　　他在报社还保留着一间办公室，每周会回去一两次。办公室里有一排书柜，从上到下塞满了书报。每当说起某个时候的新闻报道，他会迅速转过身，准确地从架上拿下一叠装订好的报纸或一本书，翻到那一页。于是，穿过岁月，上世纪90年代纸媒的辉煌一页页重现眼前。

　　这些不仅仅是历史故纸。它们更是互联网时代下传统媒体保持优势和自信的秘诀。在接受采访时，他反复说到传统媒体人的优势，正是新闻专业精神和造诣。

　　从政法一线记者做到报业集团的最高管理者，他赶上了媒体最好的时代，也遇到了传统媒体转型的艰难时期。他把握住了机遇，也担起了带领羊城晚报这艘巨轮转型的重任。

　　刘海陵说，他对传统媒体很乐观，但要下大力气改革，因为好日子是等不来的。

　　政法“前线”

　　他报道了“张子强案”“陆丰打拐案”等重大事件

　　问：您一直在公安政法一线采访，报道了上世纪90年代很多有影响力的大案。能给我们说说在这些报道中印象深刻的事吗？

　　答：改革开放早年，广东的社会治安不太好，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相对滞后的管理与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不匹配。上世纪90年代，广东发生了一系列大案，例如“世纪贼王”张子强绑架香港富豪案、番禺“12.22”运钞车被抢案、中山“4.15”枪杀储蓄员抢劫银行案等等。

　　张子强那个案子的时候，我恰好在香港回归前经常去香港采访，我发现当地媒体已经在陆陆续续地刊登一些资讯，所以我判断这个案子可能很大。后来回到广州，就向公安厅一位领导汇报。

　　公安厅领导马上就约我直接到办公室来谈，然后让我把所掌握的有关张子强的资讯，全部提供给公安厅。后来，我能够有限度地接触到这个案件的资料，接触到一些办案人员。这个案件，我应该是媒体唯一的独家新闻深度掌握者。

　　当了这么多年跑突发新闻的记者，遇到这些事情，既有政法机关、公安机关通讯员通知我去报道，也有一些是自己的职业敏感发现了新闻。

　　比如说当年的深圳清水河危险品仓库大爆炸事件。我当时是看到境外的电视报道说，有两名公安局副局长当场牺牲。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本能感觉这是一起相当大的爆炸事件。我想去现场，但当时是晚上八九点钟，报社派不出车。我就直接打电话给广东省武警总队总队长张炳生同志，张总队长二话不说，让我立刻到总队来，派一部加了警灯的警车，我和总队的宣传干事一起，从广州一直开到深圳，开到火场起火爆炸的原点。这些基本的保障让我能够在这种重大突发事件中比较早到了第一现场。

　　问：这些重大社会新闻在当时都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老百姓是通过报纸才了解事件的真相的。当时《羊城晚报》是如何处理这些重大新闻的？

　　答：应该说，《羊城晚报》编辑部的前辈们对民生新闻、社会新闻的把握和掂量是非常准确的。如果碰到重大新闻，原来定的版面内容可以全部重新调整，甚至截稿可以延期到中午12点、1点。比如陆丰打拐案就是前方和后方配合的一个经典报道。

　　我有一次和政法部的同事去粤东地区采访，得知陆丰破获了一个拐卖儿童的团伙，找回不少被拐卖儿童。我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和政文部的几位同志连夜开车赶到陆丰。当时公安部门正在为这些孩子做DNA鉴定，找他们的父母，并准备开新闻发布会，在这个会上让父母跟子女相认。

　　实际上，我们在新闻发布会前三天就去了陆丰。我们的汽车进不去村子，就打个摩托车进村分头采访，把这些丢失孩子的父母这些年是怎样去找孩子等等故事都采访了。我们还拍了孩子的照片，拿着照片给他父母认，那个场景到现在我都非常感慨，有个妈妈摸着我们电脑屏幕上小孩子的照片，一边摸一边流泪，摄影记者把这个场景都拍下来了。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的编辑罗卫请示了要闻部主任张克眉，让我们前方不要受字数限制，把现场内容写好。最后写完七八千字，做了差不多4个整版。那天的报纸销量也非常好，很多广州的老百姓看了我们的新闻。我感觉那个时候的报纸特别好看，老百姓会对第二天的报纸有期待，他就等着上街去买报纸，还经常推个自行车在外面等，去晚了报纸就卖完了。

　　“三国演义”

　　你追我赶，是一个非常良性的竞争格局

　　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三大报相互比拼很激烈，有人形象地比喻成 “三国演义”。能给我们谈谈当时的一些情形和故事吗？

　　答：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传统报纸发展到一个高光时期，尤其是广东的三大报。当时的环境确实有利于纸媒的发展，那个年代也是人们观念。我觉得媒体发展离不开这个大背景，特别是离不开广东改革开放多年带来的物质的丰富、眼界的开阔的环境。

　　那时候《羊城晚报》的传统定位是民生大报，《南方日报》是省委机关报，《广州日报》除了作为广州市委的机关报，和《羊城晚报》走社会民生的思路是一致的。

　　《羊城晚报》的发行量当时是100万份，最高的时候达到180万份。

　　当时各家媒体都采取了一些改革，比如说《广州日报》是第一家自办发行的媒体，也是国内第一个成立报业集团的。《广州日报》当年从20万份发行量一跃而起，和《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平起平坐，拉开了报业竞争的“三国演义”。这个比喻不一定准确，但那个年代确实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除了日常的发行竞争，各家媒体还在新闻内容、版面、品牌上展开竞争。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香港回归报道。

　　《羊城晚报》在香港回归报道中准备是很充分的，提前半年时间就开始分批派记者去香港采访，回来后一批批报道，一波一波推出深度报道。我从头到尾都参与了这个过程。

　　《广州日报》则是异军突起，他们在回归这一天做了97个版面。从新闻的具体操作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创新，突破了原有对报纸版面的严格约束。

　　回归当天，全世界有上千名记者集中关注。我当时就想，《羊城晚报》如何做出特色，只有避开风头，把报道重点放在香港特区政府上班第一天。我记得那天下了大雨，香港发出红色暴雨预警信号。我当天一大早就出去采访，都来不及写稿，就打电话口述，编辑部这边记录，当天就抢发了“香港18万公务员冒雨上班”的消息，这条独家新闻获得了当年广东新闻的一等奖。

　　那个阶段你追我赶，你创新我也创新，其实是一个非常良性的竞争格局。

　　媒体转型

　　把现有40%的新闻从报纸上扔掉

　　问：2010年，您任职总编辑后主要对《羊城晚报》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改革？

　　答：2015年刘红兵同志到《羊城晚报》当社长，我们两人商量，传统报纸的广告发行在往下走的时候，可能要用其他收入来填补空当，所以我们就决定搬家，从东风东路搬到羊城晚报创意产业园，把楼腾出来出租，羊晚发展有了一个坚实的保障，这是对的。

　　但还有一点很多人没有看到，搬到创意园之后，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的转移。转移到园区之后，我们有机会向园区里知名的数字互联网企业、游戏动漫企业学习。

　　互联网时代，传统做报纸的观念还是我说你听、我写你看。不应该是这样。在2015年9月的社委会上，我提出来《羊城晚报》几十年的办报路线要做一个调整。怎么调整？把一般化的新闻交给互联网，留下有思想有深度有温度的新闻，把现有报纸上40%的新闻从报纸上扔掉。那个时候大家意见还不是很统一。

　　当时还提出要建一个全媒体的指挥中心，我也查了很多资料，包括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全媒体指挥中心的做法。当时的社长刘红兵也非常支持，省委主管领导把全省所有的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的一把手叫来《羊城晚报》开现场会。从此《羊城晚报》在媒体融合路上就一路往前。

　　问：在“文创产业+园区发展”这条创新之路上，羊城创意产业园给出了哪些优秀案例？

　　答：羊城创意产业园是报社前辈打下的一个好基础，在我们这届班子手上，也做了一些工作。广州有三四百个创意产业园，羊城创意产业园特色应该是鲜明的。

　　我认为打造文创产业园和《羊城晚报》媒体的文化属性分不开。我们搞媒体融合转型，打造文创产业园，核心的路径并没有游离于文化主业，而是围绕数字文创，利用《羊城晚报》的品牌优势、多年形成的口碑，走出一条媒体融合转型的道路。园区的企业正在不断成长壮大，园区这些年共孵化了9家上市公司。

　　问：您曾经多次提出，传统媒体最宝贵的财富，是经过几十年历练培养出来的专业传播人才。您认为，传统传媒人现在还有哪些优势呢？

　　答：在自媒体时代，经过新闻训练的传统媒体人的一个优势，是我们的专业精神和造诣。我认为新闻传播是一门学问，是一门专业。

　　比如我们广州经常有台风，这样的报道应该怎么做？有一次台风来了，广东电视台在珠海直播，后面“叭”一声玻璃框掉下来了，我说，所有的文字都比不上这个镜头。专业记者就应该利用我们的优势。广州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台风来了广州塔会不会被吹倒？一般人不知道问哪里，但记者可以到广州塔管理局，找人去回答这些问题。

　　所以我对传统媒体还是乐观的，但是现在，传统媒体第一太多了，面对互联网不需要这么多；第二传统媒体太庞大了，不需要那么多人，自身要有一个彻底的改革，适应这种技术变化。

　　个人简历

　　1986.9-1997.1 羊城晚报社政法部记者

　　1997.1-2003.4 羊城晚报社政法部副主任、主任

　　2003. 4-2010.7羊城晚报社副总编辑、社委会委员兼编辑中心主任

　　2010.7-2017.7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羊城晚报社总编辑

　　2017.7-2021.3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羊城晚报社社长，羊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21.3-2021.12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书记和社长

　　个人荣誉

　　先后获得广东新闻奖金枪奖、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中国晚报杰出贡献总编辑奖、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广东省“十百千工程”第二届优秀培养对象一等奖、广东特支计划“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等荣誉称号；作品先后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二次，广东新闻奖一等奖五次、二等奖四次。

　　2020年11月，获第十六届长江韬奋奖（韬奋）系列奖。

　　执行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岭南老报人口述历史课题组

　　采访/整理

　　新快报记者 王春燕 潘玮倩

　　摄影

　　新快报记者 邓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