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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小铭《永不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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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嘉俊《我是海燕》 |
广东美术百年“其命惟新” 20世纪,是中国绘画在超过5000年的中华文明历史上数量最多、也是题材最为丰富的一百年。“回望百年沧桑,广东美术家们在社会变革与文化冲击中,以积极的姿态坚守民族尊严,以虚怀若谷的心态‘折衷融合’,促成了中国绘画的现代转型。”在这个时期,从艰苦抗战、到锣鼓奋兴,从曲折求索、到宏伟建设,广东美术家都彰显出了标榜先声的技艺,以及矢志不渝的初心。 ■新快报记者 潘玮倩 “我的作品从生活中来” 近百年中国美术现代转型,从否定传统学习西方起步,而贯穿其中的信念,则是致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名家经典之作,忠实记录历史,并融入人类艺术创作瑰丽之光。风起潮涨,百年粤章,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广东文艺家作用无可替代。 从写实主义进入中国,到岭南画派折衷中西,经与“国画复活运动”碰撞,延安革命美术传统、来自前苏联的模式、“五四”以来新美术运动的若干经验,整合成了新中国美术基本格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新中国30年,从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廖冰兄到胡一川、阳太阳、潘鹤、黄笃维、刘仑、尹积昌等,大批人在不同艺术品类中取得令人景仰艺术成就。 其时,林墉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陈衍宁的《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潘嘉俊的《我是海燕》等作品,是直观体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美术创作风貌的代表作品之一。作为现实主义“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主张的忠实追随者,那个年代,“广东现象”以写真、求实、富于生动细节与地方气息、关注人物真实内心等艺术实践,在全国引领创作潮流。 陈衍宁、汤小铭的名作《无产阶级的歌》,缘起于《连环画报》当年选题中的一篇约稿,两位分别以《海港新医》和《永不休战》早已驰名画坛的青年艺术家,接下任务后火速从南方赶至北国,“在人美社一间简陋的卧室兼画室的小屋里,沉下心来苦战。翻开当年交给他俩的脚本初稿,还可看到每一页下端的空白处,都有他们对同一内容苦心经营的不同构想的多幅小草图。”两人合作赶画出的这67幅素描连环画,通过对各种角度、各种姿态的鲍迪埃、列宁等人物形象的大量细节描绘,呈现出画家对人物造型深刻理解后而从自己脑海里再造的艺术形象,是光辉的,也是贴近的,无怪乎一出版就被读者盛赞为“一曲形象化的国际歌”。 同时,在全国一片“红光亮、高大全”的画坛,广东美术界独树一帜,敢于画灰调子,敢于画逆光,引起画坛注目。汤小铭《永不休战》,另辟蹊径选取了躺在病榻上却依然执笔沉思的鲁迅形象,并着力描写了“第二表情”他那双手的清瘦硬朗,他背后的药瓶、闹钟,膝上的盖毯,背靠的枕头,展示了这个平凡世间加诸于他的不平凡历练。环境营造的氛围、形象塑造的坚实、色调铺叙的沉郁,典型里有个性、宏大中又充满了细微感动的世界,那里有集体记忆,也有让人心弦特别波动的独家呈现。这是属于艺术家眼中的真实,也是升华而出的浪漫。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主题画”创作图式,同样得以在潘嘉俊的《我是海燕》中洞见。该作品创作于1971年秋至1972年春,1968年入伍的潘嘉俊,对于身边热火朝天的建设和奉献画面,感触于中,抒发于外,他说,我的作品从生活中来,画的都是感动我的人物。画面上的女兵形象,是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写生和所搜集到的图片资料创作,而为了真实再现暴雨中衣服被淋湿的感觉,1971年冬天,创作中的潘嘉俊,用一桶水亲自把自己全身浇湿,然后拍下照片作为绘画参考。 典型里有个性,显灵敏与真情 画家的热情被时局的需要所激发,他们求真,力图用活生生的细节和体验,还原和记录那些自身历经的宏大,并摒弃了循规蹈矩的千人一面。这一脉沿革创新的精神,是和广东美术百年以来气质始终相应,既能“纵横捭阖傲立潮头”,亦可“天马行空苍松拔地”,并兼鲜明饱满熨帖日常。 日常在平凡和惊涛骇浪的交替推进中不舍昼夜。上世纪70年代,唐大禧、林丰俗、梁明诚、林毓豪、伍启中、张绍城、雷坦、邵增虎、詹忠效等一大批广东艺术家,再次创造了众多让人难忘的作品,成为中国美术界一道奇异的风景。 至1978 年改革开放,广东作为南大门在全国先行一步,“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对美术领域的创作走向和艺术生产结构均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广东省美协、广东画院、广州美术学院等相继恢复,广东美术走向繁荣和多元发展的新时期。“老一辈艺术家焕发艺术青春,关山月、廖冰兄、黄志坚、陈卓坤、王肇民等人都有突破性发展。新崛起的一批人,艺术上正走向成熟,大大充实了广东美术界。许钦松、黎明、俞畅、林若熹、方楚雄、林永康、李劲堃、安林、黄增炎等一大批人,都是在20 世纪后期开始承担重任,成为最活跃的美术家。”而且,百年至今,岭南艺术创作,始终提倡现实题材、提倡形神兼备、提倡“艺术要民众化,民众要艺术化,艺术是给民众应用与欣赏的”。 1981年,蔡迪支、许钦松根据香港沦陷时中共中央八路军办事处及东江抗日游击队合力营救文化人士到达抗日后方的场景,创作了版画作品《晓风残月》。这是他们合作的唯一一张作品,许钦松在回忆刻画过程时这样描述它的难点:“难点在于它是拇指头那么大的一个小小的地方,能够刻画出他们的形象,而且又特别在形和神方面要具备,表达这两位先生(邹韬奋和茅盾)的主要特征和特有的形象。”延安木刻版画对其创作有过深远影响,20世纪80年代,许钦松曾创作《通向延安的路》连环画,近日,他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我这些年也一直在关注与延安有关的文献资料,比如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陈履生的《红旗飘飘》,还有一些前辈的创作日记等。” 如今,当我们翻阅《红旗飘飘》,可见陈履生的坦言,呼应我们今天历数的名家经典之作,他认为,梳理的意义不仅在于历史层面体现学术内涵,也在于搜寻、还原烟云背后的历史真实。“历史就是这样,它把许多过去现实的画面变成今天历史的图像,这是时间之手在转换图像的意义。而当我们靠近历史的时候,不禁要问,面对这些图像所反映的丰富社会生活,画家是靠什么来摄取题材、提炼题材以成就这些历史中的图像?它们关联着一个世纪中无数画家的智慧和心血。”陈履生说。 而广东美术百年,也许,正以“其命惟新”对此做出了积极的解答,并以求真求实,作为这方热土的集体气质底色,秉承“典型里有个性、宏大中显细节”的灵敏与真情,持续描绘南粤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