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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世纪，外国人在广州定制的外销纹章瓷。这些瓷器由西方皇室贵族、家族个人或社团公司等订制，带有彰显持有者身份和财力的纹章装饰，一般称作“纹章瓷”。潘玮倩摄于广州博物馆“读懂广州”系列文物展：百件文物读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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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广东水车窑青瓷。受访者供图。图片出自Edited by Regina Krahl [et al.], 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 Smithsonian Books, 2011, p1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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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号”沉船船尾木质舷杆上的一组青瓷罐。受访者供图。图片出自Edited by Regina Krahl [et al.], 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 Smithsonian Books, 2011, p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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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白釉瓷壶，残高12.8厘米，残宽6.1厘米，1972年潮州笔架山遗址出土。图片来自《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品精粹》，科学出版社，2020年8月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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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青白釉瓷盖盒，盖口径5.3厘米，盒口径4.0厘米，通高5.1厘米，1972年潮州笔架山遗址出土。图片来自《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品精粹》，科学出版社，2020年8月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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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青釉瓷钵，口径16.0厘米，底径12.7厘米，高10.6厘米，1997年新会官冲窑遗址出土。图片来自《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品精粹》，科学出版社，2020年8月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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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茨休瓷盘。受访者供图。图片出自Jean McClure Mudge,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in North America, Riverside Book company, 1986, p214. |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曾几何时，许多陶瓷碎片，正如充满魔力的小精灵，身披铠甲，沉睡于碧波万顷和深土黄沙。那质朴模样，总让发现者忍不住去捡拾、研究，接着，封印在铠甲中的历史细节，就会再度在时人眼前复活，轻盈起舞。 2022年10月，中山大学永芳堂，崭新的阳光，照进历史学系工作室，博士生导师熊寰向记者讲述了广东陶瓷——这些精灵的千年“游历”史。在唐代，它们上过一艘船，然后，开始了那跌宕起伏的“瓷生”。 首先，那船沉了。 01 唐至北宋，广东陶瓷曾是“良等生” 那船沉了，撞到了一块巨大黑色礁石，长眠在印度尼西亚海域，故被命名为“黑石号”。由于出水器物中发现了“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铭文，沉船年代遂确定在唐代大约826年。上世纪90年代末，超过67000件中国陶瓷被打捞上岸。据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数据，其中有700余件广东窑系烧造的青瓷。 “中国瓷器在唐代之前已经‘走出去’，但大规模贸易是从唐代开始。坦白讲，唐代，我们广东的陶瓷，在全国范围来说都是不差的。广东的水车窑，就出现在‘黑石号’上。”熊寰说。 梅州水车窑，生产了广东最好的唐代陶瓷。发现于粤东韩江上游主要支流梅江流域的梅州市梅县区水车镇的水车窑，年代为唐代中晚期。“总体属于仿越窑青瓷窑口”，省考古院这样表述，“可以认为沉船中的该类施罩透明亮厚青绿釉的作品，是来自唐代梅县窑区所生产。可见，唐代中后期水车窑青瓷器已经远销印度洋海域的西亚阿拉伯地区”。 同在粤东的潮州笔架山窑，则是北宋广东陶瓷的代表，生产质量较高的青白瓷，胎质较好，器型较丰富，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北宋笔架山窑青白瓷，在全国青白瓷而言，若以景德镇为优，优良中差四等，笔架山可得‘良’，”熊寰说，“它甚至比当时福建的许多窑口都要更好一些。” 当然，这一时期除了这两个窑外，也有珠三角地区的西村窑、官冲窑、奇石窑与文头岭窑等，在地方窑口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基本加入到了海外陶瓷贸易的大潮之中。 02 期待填补“西江流域”缺环 期待更多唐宋窑址研究 这时，熊寰提出了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部分：“有没有发现，这里‘漏’了一个‘西江流域’？就是说，除了唐代的新会官冲窑，看不到其他西江流域的窑口了，但其实，那个流域是‘一串窑’在那里，就摆在那里。我多次去过实地，当地的一些青白瓷，如封开都苗窑等，质量是不错的。此外，部分窑口与‘黑石号’应该也存在关联。可以说，之前西江流域陶瓷的重要性被忽视了，根据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我们很期待会出现一些重要成果，可能有助于部分贸易瓷产地的确定。”当然，根据我们同时在进行的对明代粤东窑址的研究，也存在重要性被忽略的情况，但整体来看，“对于广东陶瓷史来说，填补西江流域的缺环，将对研究岭南文明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3 19世纪以后， 广彩是中国最大的外销品种 需要直面的是，从南宋到明代，广东瓷业曾出现“滑落”，熊寰说。南宋时，福建陶瓷开始崛起，彼方群星荟萃，德化窑、建窑、义窑等许多窑口风头甚劲。此消彼长，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是福建当时的瓷土质量和生产技术，整体上都高于广东。南宋到明代，虽然也有雷州窑以及仿龙泉的余里窑和白马窑，但我们的竞争优势，其实并不在瓷器这一块”。 那，广东的陶瓷，究竟有没有拿过“全国第一”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的。 历经了唐到北宋的“良等生”，再到南宋到明代时的“默默后排”，既然，天生瓷土拼不过、核心技术也拼不过，还有哪些方面可以“逆袭”呢？ 要知道，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中期，是景德镇瓷业一枝独秀的天下，它的一枝独秀，秀到了世界水平，并在欧洲形成中国风。明万历至崇祯时期生产的克拉克瓷成为典型代表。清中期的定制纹章瓷，瓷质之好，被誉为“外销瓷中的官窑”，熊寰介绍。 广东陶瓷的“逆袭”，可能始于1757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二年。 一口通商。广彩崛起。 一口通商是时代格局大转变的结果，一口通商也导致了此后局部格局的变化。从瓷业上来说，景德镇的一枝独秀不再，“广彩”崛起了。 “陶瓷是贸易和经济的主要反映之一。广彩虽然至迟在雍正年间就出现了，但它的崛起与一口通商有关。19世纪以后，广彩是中国最大的外销品种。大量外国人的涌入，西方中低端市场对中国瓷器的大量需求，广彩的地位一下子上来了。当然，它的样式和风格，不是中国传统审美的主流，它满足的是西方对于东方的一种想象。”甚至也包括西方的定制审美，如主要销往美国的菲茨休纹饰瓷器是代表之一，质量往往高于其他外销瓷，一般表现为中心大徽章，周围四个分隔，边饰菱形、花卉、蝴蝶、方格等纹饰。 因此，熊寰最后总结道：“从广东陶瓷的整体来看，我们参与文化和贸易交流的时期是很早的，在唐代我们就是第一批参与者。而且，广东陶瓷在连接东南亚、印度洋区域，传输中国文化文明方面，一直都扮演着比较重要的纽带角色。然后，直至清代，我们终于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真正发挥了一种全国性的、世界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