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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十三行文化遗产丛书《广州彩瓷鉴赏·王恒冯杰伉俪捐赠文物系列》，广州市荔湾区委宣传部、广州市荔湾区档案局（馆）、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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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广彩描金人物故事图隔层双耳冰壶，图片来自《广州彩瓷鉴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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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青花广彩徽章龙纹碟。潘玮倩摄于广州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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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广彩描金徽章花卉纹盘，“白加白”底纹。潘玮倩摄于广州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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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广彩描金戏剧人物纹章纹椭圆形盘。广州博物馆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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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广彩人物纹章纹汤窝。广州博物馆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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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广彩西洋人物采樱图盘。潘玮倩摄于广州博物馆 |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广彩”之美，有时，就像我们对广州这座城市的感受——了解越多，越爱它。乍见，嫩绿猩红、炽烈张扬，有人说这瓷器可真“俗”；而当我们慢慢熟知“外销织金彩瓷”的历史，就能窥见中国韵律和西方情致碰撞而生的工艺之光，更能感慨：原来顺应形势，就能出“潮流爆品”。 广彩是一种成功的商品。 1 商机：成本优势与贸易便利 说起瓷器，谁人不知景德镇。广彩和景德镇的渊源，有个广为传颂的故事： 相传乾隆年间，皇帝派了两个景德镇的人到广州当官，一个叫杨快，懂造瓷，一个叫曹琨，会烧窑。他们到了广州却暂时没官位，只好住下，住久发现广州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他们见到很多陶瓷从北方运来出口，“灵机一动，认为与其将瓷胎画好，远道送来，不如把空白瓷胎运到广州再绘制，节省成本，借着闲暇在此做些陶瓷直接出口。有了这个想法后，他们就从景德镇请来匠人，在本地招聘工人，生产起陶瓷来。后来，人们就把做彩瓷的杨快，称作广彩的鼻祖。” 这是何青在《浅谈广彩与收藏》一文中所介绍的典故，文章载于《广州彩瓷鉴赏·王恒冯杰伉俪捐赠文物系列》一书（以下简称《广州彩瓷鉴赏》）。今天，当我们走进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就能感受到收藏家王恒夫妇当年捐赠的超过1500件十三行有关文物的磅礴绚丽，更能在其中逾500件的广彩器物之上，重温它们300年的流金岁月。 2 迅速吸收技术，实现更强“国产化”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法国商船首航中国，异域奇珍“画珐琅器”，使康熙一见钟情。他马上要求宫中造办处仿照，并运用到瓷器上，广东工匠也成为唯一一批进京的“技术支持人才”。这是“广州珐琅”的缘起，也是广彩的“技术黎明”。 而最早的、精美的广彩，与高级定制纹章瓷，关系密不可分。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德国德累斯顿城郊迈森小镇的萨克森皇家瓷器作坊，用珐琅烧制在陶器的实验成功，欧洲商人把这个技术带到广州，要求运用于订制纹章瓷的图案上。广州的工匠很快掌握了技术的窍门，从而形成了广彩独有的工艺特色，世人称之为‘洋彩’。有国外学者研究认为，制作于康熙年间的珐琅彩乔治·沃雷纹章瓷盘和制作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珐琅彩托马斯·特雷弗爵士纹章瓷盘，是最早的广彩瓷器。”（引自李黎《织彩鎏金》，《广州彩瓷鉴赏》前言。） 李黎着重指出，“从时间上看，欧洲人把珐琅用于陶器的技术诞生才两年，广州工匠已成功应用到瓷器上了。这一细节，在历史书上往往一笔带过，几乎没有人留意它，但清代广州彩瓷，却借着这一笔，穿透了海上丝绸之路和清代广州十三行历史的尘埃，向后人露出一缕来自十八世纪初的工艺之光。” 3 外销纹章瓷，个性化定制 “17世纪末，新航路带来海上贸易的繁荣，西方航海国家直接与中国通商，中国瓷器大量出现在欧洲市场，定制中国纹章瓷的风尚开始兴起。”2022年国庆期间，“读懂广州”系列文物展·百件文物读广州，在越秀山上广州博物馆举行。记者看到了大量广作匠人融汇中西所生产的创新产品，其中，纹章瓷，作为西方皇家、贵族或其他重要人物的高级定制，或者正代表着广彩技艺的最高水平。 这是一件清康熙时期的青花广彩徽章龙纹碟，也是现存年代较早的一件在广州定制的纹章瓷餐盘。我们看到，盘的中心，绘制了英国乔蒙德利（Cholmondeley）家族与另一家族联姻的纹章，边饰采用了釉下青花龙凤纹结合铁红描金缠枝花卉纹，“体现了18世纪30年代定制纹章瓷的典型特征，尤其是青花龙凤纹边饰，目前仅发现不超过10套纹章瓷餐具采用，且均为1720年前后定制的产品，体现了中国外销纹章瓷作为清代私人贸易个性化定制产品，除展现卓越的瓷器烧制工艺外，也具有重要的断代参考价值”，馆方表示。 另一件“白加白”的精品，则再度体现了广彩匠人的学艺之“快”。这件清乾隆时期的广彩描金徽章花卉纹盘，最吸引记者的，就是其盘的白色中部，大圈绘制而成的繁密卷草花卉，似从平面正展放奔涌而出，生机迸发。馆方介绍，“这种‘白加白（bianco sopra bianco）’工艺名称源自意大利语，是利用不透明的白色料在白色或浅色釉面加绘图案，18世纪初传入广州口岸，即被广彩匠人熟练掌握。采用这种技法的产品工艺复杂、产量少但制作精良，是广彩制瓷与西方工艺结合的难得一见精品。” 4 “杨贵妃高力士”加入卖货“群聊” “广彩是商品，它的经济属性，决定了它必须循一定的经济规律发生变化，因此，就有了‘岁无定样’‘来样加工’等描述广彩特点的说法。”何青在其文章曾这样表述。 而记者在“百件文物读广州”展览之上，所见的几款，正是这种顺应市场的商业运作的良好范例： 采樱图，梯子之上的绅士正把樱桃递与树下穿紫色长裙的女士。这是清乾隆时期的“广彩西洋人物采樱图盘”，是西方顾客来样订烧图案，源自法国版画家尼古拉斯·庞塞1775年根据皮埃尔·安东尼·波杜因的画作创作的版画。广州的工匠为适应瓷器装饰效果，简化了景物，并吸收了欧洲油画技法。“该题材先在荷兰流行，1740-1750年广彩瓷即出现此题材不同版本的纹样，不仅展现了广州工匠善于学习、融汇中西的技艺，也记录了乾隆盛世中西文化交流的轨迹。” 后来，为进一步吸引“客户”，当时的畅销小说（文学名著），也被“搬”到了广彩上。“到了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从中国购买大宗瓷器，英国本土对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也征收高达100%的税率。为了保住订单，私人订制瓷器的品质得到明显提升。嘉庆年间的纹章瓷，常将中国传统人物故事图与西方纹章结合，清代以前广为流传的文学名著、戏剧故事和文化名人，如三国演义、西厢记、杨贵妃等纷纷被绘制在瓷器上，随商船送达欧美市场。” 在这件清嘉庆时期的“广彩描金戏剧人物纹章纹椭圆形盘”上，左为屈膝高力士，右为端庄杨贵妃，而画面中间，一个西方纹章，就这样赫然居于雕栏画栋和远山黛水之上，自顾自美丽，居然也很搭。 中国瓷器，和西方餐桌，也很搭。到了道光年间展品，一件“汤窝”尤为吸睛。汤窝是18世纪中期随着西方饮食文化发展而出现的外销瓷新器型，是餐桌上最能吸引眼球的器皿之一。“中国瓷匠快速适应不同市场的使用习惯和喜欢，吸收欧洲装饰手法，烧制出椭圆形、长方形、仿生动植物形等多种造型。”眼前的这件“清道光广彩人物纹章纹汤窝”，是英国考尔菲尔德（Caulfeild）家族约1825年定制套装餐具中的一件，连极易散失的托盘，都已配齐。 如此的岁无定样、各式奇巧，如此的顺应潮流、服务到位，这是广州工艺在历史画卷中极其绚烂的一笔。 怎么说呢，如果当时也有直播间，那主播会不会也在里面吆喝一声：广彩，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