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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18-19世纪中西方视觉艺术的调适”展览现场。粤博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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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呱”款中国上层官员家庭场景图册。 粤博供图 |
18-19世纪，广州是世界贸易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广州成为中西方文化和艺术交流的门户和窗口。 记者近日从广东省博物馆获悉，为推进对这一段中西艺术交流史的学术研究，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共同主办，中山大学广州口岸史研究基地、广东省博物馆外销艺术品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焦点：18-19世纪中西方视觉艺术的调适”学术研讨会，于2023年2月18-19日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永芳堂举办。多位学者在会上阐释了他们对于此“焦点”的学术性看法。 其中，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教授江滢河，在他的《清代广州外销风俗画的形成与发展》中认为，18、19世纪广州外销画家的存在，提醒我们一个重要事实，“即口岸社会中各种不同的人群都共同参与了世界性的发展进程”。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01 外销画是全球化历史进程产物 “18、19世纪广州外销画家的存在，促使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角度观察广州口岸的历史，提醒我们要理解广州的口岸文化形态，就不能忽视一个重要事实，即口岸社会中各种不同的人群都共同参与了世界性的发展进程。虽然历史文献中对历史上广州出现的这批画工没有留下太多记载，但我们还是能够透过一幅幅精美绘画，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他们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江滢河说。 而此前，他也曾提到，“广州外销画的形成和发展，是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2022年12月29日于广东省博物馆公众号平台，江滢河举行公开讲座《全球视野下的广州外销画》，做了三点小结：一、广州外销画是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产物，全球化推动力是贸易，因此广州外销画最显著的特点是由贸易塑造的；二、广州外销画的形成和发展是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每个阶段都有其历史和艺术特点，不能将对广州外销画的叙述简单化和平面化；三、广州外销画从历史上的出口工艺品，转化成博物馆中的艺术品，也是世界全球化进程的表现。 02 风俗画是外销画的重要主题 在粤博提供的资料中，记者看到江滢河对风俗画的介绍。他说：“风俗画是以社会风俗习惯为主题的绘画，包括日常家庭生活、各种职业、各种人物、风俗习惯等内容。风俗画在中国有着深厚的艺术传统，始见于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至宋代达到高潮，以《清明上河图》最为著名，作品多是鸿篇巨制的长卷，画面景物可游可居，使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中国绘画史上，该类作品层出不穷。” 风俗画题材毫无疑问地大量出现在18、19世纪的广州口岸，成为了清代广州外销画的重要主题。 他说：“目前保留在世界各地博物馆的广州外销画中，风俗画题材的画作数量最多，绘制形式也多种多样，包括油画和玻璃画等形式，更多的是以水彩、水粉画等绘制，成套装订成册出售。这些外销画作品受到欧美人士的欢迎，是当年来广州贸易和游历的西方人回程携带的纪念品和礼物。” 03 德格里画册，外销画面貌初具 18世纪初开始，广州就开始出口描绘中国风俗主题的绘画作品。它们的流变轨迹是怎样的？ 江滢河分析了两种不同时期出口欧洲的广州外销风俗画——德格里画册和荷兰罗也订制画册——“以探讨18世纪广州外销风俗画发展的不同阶段，从而讨论了商贸驱动下的艺术创作，如何调试中西文化”、不断形塑外销画面貌的过程。 记者在讲座中看到，其展示的德格里画册照片，画册有着红色硬皮封面，封面四周及中心有烫金花纹图案，十分精美—— “美国麻省迪美博物馆是世界上收藏中国外销艺术品最全面和丰富的博物馆，在该馆的丰富收藏中有一本画册十分引人注目，收藏号AE85315，被称为‘托马斯·菲利普·德格里伯爵画册’”，江滢河介绍，这是德格里伯爵于1747年3月，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理查德·马丁遗物拍卖会上购得的一批画。 而“马丁，于1735年或1738年在广州期间曾购买成匣的图片。根据商业记录，当时马丁和其他欧洲人从广州买回去的图画是‘匣’或‘盒’（box）为单位的批量图画，而不是画册。因此拍卖会上出售的可能是由英国人用图画制作而成的画册，以致德格里需要加入插页，交代相关事项和画册内容。” 这本画册“一共有32幅图画，图画所描绘的内容堪称早期广州贸易绘画的范本”。江滢河介绍，这里的每一幅图画都描绘了一个单独的中国人物，诸如和尚与尼姑、钦差大人和钦差奶奶、状元和小姐等，画作则是“随意编排装订”。 他特别指出，“德格里画册图画画面完整，每一个人物都身处各自不同的工作或生活环境中，生动准确地描绘了人物不同的身份和面貌，呈现与人物相关的故事，与后世绘制于空白背景上的广州外销市井人物画不同”。 “画册中出现的中国绘画元素包括庭院中的梅、竹、松、柳各种树木造型，房屋中的窗棂、盆景、文房四宝，状元头上的宫花，小姐手中的折扇和学者手中的羽扇，以及房间的墙壁窗花、太师椅和公案、围栏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绘画中相关主题的重要元素，呈现出非常传统的中国绣像绘画面貌，深刻反映出画家在题材选择和创作技法上中国传统绘画的知识和经验。” 江滢河认为，英国人“买家”，通过“制作”，重构了西式中国叙事的“英国画册”，使广州出口的中国画初具了“外销画”的面貌—— “从17世纪末开始，成箱成匣的中国图画被大班船长们带回英国，分别流向社会不同的场所。不少图画以‘Indian painting’的名目突出其装饰性和异域风情，被张贴成墙纸装点英国人的家居生活。另外一些绘画会被重新制作，装订成诸如德格里画册这样的画册，被冠以‘中国习俗’之题，向英国人展示中国社会文化。这些图画还不能说是按照西方社会的理念来建构中国社会风貌，不过，英国人通过‘制作’解构了中国画像的文化内涵，成为了西式中国叙事的‘英国’画册，使广州出口的中国画初具‘外销画’的面貌。” 04 荷兰罗也画册，外销画的成熟之作 而到18世纪70年代，也就是“罗也画册”绘制的年代，“这是广州体制日渐稳定、中外贸易日益繁荣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抵达广州，十三行商馆区也呈现出日益西化的面貌，也是外销艺术品走向成熟的时代”，江滢河说。 “罗也画册”，藏于荷兰国家文化博物馆，该馆“收藏着18世纪70年代初荷兰海牙律师简·西奥多·罗也从广州订制的大量各类人工制品，其中包括2000多幅绘画作品组成的画册。这批藏品是18世纪西方世界罕见的关于遥远中国的知识研究型收集，反映了17、18世纪荷兰的科学发展和文化追求，其中这些外销画册正是18世纪中叶之后走向成熟的广州外销画重要作品，凸显出广州外销画的显著特点”，江滢河写道。 和前述德格里画册及早期“India picture”所呈现的中国绣像传统不一样，罗也画册出现了什么不同呢？ “罗也订制从绘画题材、绘制技巧和画册编订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可以说是广州外销风俗画范式的典型作品。广州外销画家在荷兰人的要求下，虽然仍然使用中国传统人物题材，但创作了不同于中国市井画意境的社会生活图画。他们根据顾客意愿挪用了中国视觉传统的绘画题材，画家们并非只是简单地把传统长卷上的人物打散而单独绘制成图画进行编辑装订，而是对这些题材进行了改造。他们从各种绘本、粉本中把各种人物单独分离出来，删减背景、增加动作，对这些人物画进行加工，清晰地描绘出人物及其职业，以达到真实的效果。于是，这些人物图上表达的并不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意境，而是让观者感受到在直面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而且，每一幅图画上都用标有中文标题，第二类画册上还有后来罗也在荷兰请人对标题进行了拉丁文释读，研究目的非常明显。” 江滢河表示，这些画作从呈现中国传统视觉性的绘画，转向了西方人眼中具有知识性的图片，达到展现中国知识的目的，被西方人放置在正在完善中的社会分类系统中，丰富了欧洲海上扩张以来逐渐形成的新知识体系。 “可以说广州外销画家们通过其画笔，赋予了这些套式化的人物形象以某种程度的‘真实’意义，西方社会可以通过这些‘真实的’图像了解中国社会，强化了他们对‘异域’中国的认识。” “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上画册体现出不仅是画家对西方透视及明暗等绘画技巧的掌握，更体现在绘画元素的使用上，使画册整体趋向于一种人种志风格的绘画。可以说，广州外销画已经完成了中西文化系统的跨越，相关绘画形象被纳入了西方视觉文化中，从而产生了新的文化意义，成为了中西共享的视觉元素。” “从德格里画册到罗也画册，不论是绘画本身，还是画册制作过程，都呈现出了中西视觉文化因素的共存方式，尽管各有不同之处，但其间牵涉到的历史内容，为我们提供了探究广州外销画的艺术价值与中西视觉文化关系的机会，提醒我们应避免静态地看待广州外销画的历史。” （本版图文资料来自江滢河《清代广州外销风俗画的形成与发展》《全球视野下的广州外销画》，广东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