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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曹全碑》 |
■王嘉(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秦汉时期,隶书兴起。秦隶朴实,汉隶波磔,从秦统一六国之后算起,到东汉末年,前后400多年。这时隶书的发展变化,不仅时间久远,而且风格多样,在书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代洪适有《隶释隶续》27卷,收罗汉魏碑碣189种,并附录《水经注》、欧阳修《集古录》等书籍、碑目中汉魏部分,作为参考。自明清以来,对隶书的研究和传承更是广泛。比如明代初年出土的《张迁碑》以方笔为主,兼用圆笔,取势平直,遒劲灵动。明代万历初年在陕西出土的《曹全碑》以圆笔为主,结字匀整,方圆兼备。对后来的隶书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有意思的是,秦汉时期虽然漫长,但是,隶书名碑主要集中在东汉后期。严格地说,在公元156年至186年期间最多。在这相对集中的30年间,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精品备至。比如《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至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蔡邕等人把儒家七经《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抄刻成石书,一共刻了8年,刻成46块石碑,安置在洛阳太学。《熹平石经》隶书风格方平正直,规矩严整,现存8800多字,是隶书里的典范。 《礼器碑》刻于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约3600字,碑文记述的是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修孔子宅庙等内容。正文书法规矩严整,中宫紧凑,四体舒展。特别是在隶书最经典的“蚕头燕尾”线条表现力方面,笔画瘦劲,在雁尾处,以重笔顿挫出锋,写出粗壮的雁尾,堪称隶书里的典范。《礼器碑》的碑阴和碑侧,书法风格则是另一番特点,结构相对宽松,用笔自由奔放。碑文里还刻有104人姓名及捐款钱数。《乙瑛碑》刻于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史晨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与《礼器碑》属于同一时期的隶书作品。因为都在孔庙,被人合称为孔庙三碑。 《张迁碑》刻于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正文567字,明代初年出土。碑文记述的是谷城故吏韦萌等人,追念张迁的功德,并讲述了张迁及其祖先张仲、张良、张释之和张骞的功绩。《张迁碑》的隶书风格典雅,厚重稳健。大巧若拙。起笔横切,在方笔隶书里,堪称经典之作,深受明清书法家的厚爱。王世贞认为“典雅饶古意”,杨守敬认为“《张迁碑》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 《曹全碑》刻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全碑共1165字,明代万历初年出土。碑文记述的是东汉王敞等人,追念郃阳令曹全的功德,并记述了东汉末年曹全镇压黄巾起义的事件。因为出土晚,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在汉碑里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曹全碑》的隶书风格以圆笔为主,短画多直,长画多曲,风格飘逸,充满情性。清代郑簠认为,“《曹全碑》从中郎法度变出,别成一家。”康有为认为:“《孔宙》《曹全》是一家眷属,皆以风神逸宕胜。” 隶书碑刻,历史跨度大,品种多样,风格多样。早期的隶书名作,比如《群臣上寿刻石》,全文15字。参照赵之谦的考证,刻于西汉赵王刘遂二十二年(公元前158年)。虽然是篆书风格,但处处可见隶书的方折笔画,风格自然而充满野意。《五凤二年刻石》(公元前158年)、《莱子侯刻石》(公元16年)等,也属于“以篆为隶”的风格。到了东汉光武帝中元2年(公元57年)的《何君阁道碑》、东汉永平6年(公元63年)的《开通褒斜道摩崖》等,隶书方正的风格才鲜明突出。此后,汉隶名碑很多,比如《阳嘉残碑》(公元133年)、《景君碑》(公元143年)、《石门颂》(公元148年)、《郑固碑》(公元158年)、《封龙山颂》(公元164年)、《衡方碑》(公元168年)、《肥致碑》(公元169年)、《西狭颂》(公元171年)、《郙阁颂》(公元172年)、《张山子残碑》(公元174年)等,隶书风格,大放光芒。 书法品鉴 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广东省蓝态幸福文化公益基金会 联合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