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

　　我和古远清最初相识，大概是三十年前。那时，我四十多岁，在武汉大学讲课，他来珞珈山宾馆见我，印象中当时还是青年助教，虽然素昧平生，却有一份亲近，原因是，当时我们都教写作。

　　在那朦胧诗的激烈辩论中，记得他是倾向于支持“崛起派”的，由此受到臧克家老先生的严厉批评，还把我和谢冕、孙玉石打成“北大派”。在某些见解上，我与古远清可谓所见略同。当然，他行文比较平和，尽可能保持公允，对论敌一分为二。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不过就文章论文章，在我感觉中，似乎不算出色，从学术上说，很难看出有多大前途。但是，人蛮朴实，又很虚心，总算是同一战线的战友，我讲了一点鼓励的话，轻描淡写地提了一点意见。

　　文坛风云变幻，我本性难移，总是口无遮拦地卷入其中。刚从“崛起”论的围剿中解脱出来，很快又投入刘再复和陈涌的主体性大论战中。后来连续五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讲《文学创作论》，精力完全投入到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建构中去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又出国进修，讲学，古远清的名字不知不觉滑向记忆的边缘。不过，在海外华人文学圈中，也偶尔听说他在介绍、研究台港文学。直到1995年，我应邀到香港岭南学院访问研究，才发现他已经名满港台了。

　　在这以前，我对台港文学评论涉猎有限，看过一些对台港作家廉价的吹捧文章。后来由于朋友刘登翰的介绍，我读了一些古远清的文章，觉得与那些轻浮的鼓吹有所不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文章中，往往有比较新颖的、大量的第一手信息，和那些浮光掠影的感想式的捧场文章相比，他的资料的系统性使我大开眼界，获益良多。

　　他卷入许多学术争论，活跃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界，锲而不舍，乐在其中。从宏观上说，他批判过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从微观上说，他对于资源信息准确性的执着，颇使我惊异。针对一位相当权威学者主编的多卷本《中华文学通史》，他指出，光是书名等方面的错误就不下十几处。他的严谨，他对学术资源准确性的追求，表现出某种一根筋的精神，使我十分震撼。有人由此称古远清为 “学术警察”，他不在乎。古远清这种行为，与我喜欢挑剔文坛相似，因而我将他引为同调。这当然也引起圈子内学人颇为纷纭的评价，肆意贬低者不乏其人，但是，比之情绪性的议论，最为雄辩的是他私家治史，一人已写而不是编了9种文学史，有人称之为“古远清现象”，不为过。

　　乍看起来，他以创作丰富自乐，至今在海内外出版了60多种著作（含编著）。但只要不为门户之见所蔽，从最客观的意义上说，他在台湾甚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面，已经俨然自成一家。他的《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台湾新世纪文学史》《当代台港文学概论》，均带有开创性。古远清所收罗的学术资源之广博和第一手材料的准确性，使得他的著作具有学术生命力。

　　如果把他的贡献，仅仅限定在资料的深厚积累上，可能是不够全面的。他的学术生命力还在于，将自己的学术观念，贯穿在他的诸多著作中，他的文化自信、学术坚韧，诚如一个访问者所说，表现了一种“文学研究的‘血性批评’风格”。

　　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尤其是这次读了他的近百万言的《战后台湾文学理论史》后，不得不说，当年第一次相见时觉得古远清在学术上缺乏前景的印象是看走了眼，如今承认这个错误，是令人十分愉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