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朝晖

　　广东在晚清民国的政治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与它在学术思想上的突飞猛进密不可分的；而在晚清岭南学术思想史上，陈澧与朱次琦是双峰并峙的一代宗师。新世纪以来，陈澧为首的东塾学派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两岸出版的有关陈澧、学海堂与东塾学派的专著至少已有十余种之多。相比之下，同为晚清粤学巨擘的朱次琦则相对冷清，还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最近，李辰出版《九江学派：晚清思想标本》一书，应该是中国大陆首本研究九江学派的专著，填补了晚清岭南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本书对九江学派进行了全面的综述，主线则始终紧扣该学派灵魂人物朱次琦的学术思想。论述涉及九江之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九江之学的宗旨究竟是什么？简朝亮认为是“学孔子之学，无汉学，无宋学也”康有为认为是“以躬行为宗”“以经世救民为归”。显然，简朝亮看重的是九江对晚清汉宋之争的批判与超越，而康有为看重的是九江之学的经世致用面向。李辰认同简朝亮的看法，认为“他以重新回顾孔子之学为治学立身的目标”。那么，什么是“孔子之学”？书中指出：“孔子以来的儒者所强调的根本精神，其本在于教化与经世。”这样看来，李辰的说法实际上是融贯了简朝亮、康有为二人之说。然而，修身与治世、躬行与经世、内圣与外王，这些都是对儒学的老生常谈式概括，如何就能代表九江之学的特色呢？不错，这种概括或许确实是卑之无甚高论，但鉴于“乾隆、嘉庆以来的学术风气，显然与此悖离”，则九江之学在晚清实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功。

　　从方法上讲，本书的叙述大抵是采用思想史的方法。民国以来，许多学者都注意到思想史与哲学史有所不同，哲学史有时可以比较淡化甚至忽略时代、地域等外在因素的叙述与分析，而讲思想史却完全不能不注意到时代、地域等等交互的影响。传统上，中国哲学非常强调学术人格和思想实践，这些都不是单纯的概念分析所能揭示，因此从《史记》以来的思想家列传、宋明的“学案”到民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史，一般都依旧特别重视思想外缘与践行的分析。如果说中西哲学史在写法上有什么不同的话，这应该是非常显著的一点。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史的写法更接近思想史的写法，关注学术人格和思想实践。本书对九江之学的考察涉及家族谱系、地缘、师承、思潮与实践等多种思想构成要素的叙述与分析，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思想史书写的一贯传统。

　　在书中，李辰不仅运用了朱次琦、简朝亮、康有为本人的年谱、文集，而且广泛运用了正史、方志、书院志等各种史料，还在多处运用了民国期刊资料，这极大地扩大了传统经学史、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史料范围，从而更加令人信服地得出研究结论。

　　此外，本书的语言也清新自然、富有感染力。尽管本书在史料与分析上都遵循严谨的学术规范，但往往能以平易晓畅的语言出之。例如，本书开篇叙述岭南学术传统，上溯汉代，下迄晚清，只用通俗的语言进行概括，很少直接引用古典文献，大段引用更是少之又少，其用意显然是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阅读。第一章第一节共计只做了三处脚注，想来也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繁复称引，避免“掉书袋”的学究习气，力求通俗易懂。

　　如果说本书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关于九江理学的渊源，似乎仍缺乏足够清晰的说明；第二，关于九江学派第三代弟子中代表人物的叙述有所不足。至于九江学派的第三代弟子，面临的情况则恰好相反，他们中有些人留下大量文献，如梁启超、邓实、黄节；有些人的著作长期束之高阁、无人整理，如伍庄、张启煌。要系统整理、爬梳这些文献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要从复杂的流衍中勾勒出九江学派第三代学人的整体面貌也必将是一桩极具挑战性的学术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