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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贾平凹老师的新作《山本》的发布会，现场有读者这样诉说：新作很棒，然而，当年您写的《商州三录》似乎给我留下了更深的震撼。 发问者的同伴在一旁使劲扯他的衣摆。然而，平凹老师不以为忤，他那张兵马俑一样不怒自威的脸上似乎隐现一丝笑意，他淡淡地说：不止你这么觉得，我也很喜欢《商州三录》。 愣头青读者继续问：您当年是怎么想起来要写《商州三录》的？某一天，故乡在梦里召唤你？或者是受了沈从文先生《边城》那书的影响？ 发布会的主持人刚要制止这种“偏题”的提问，贾平凹微微抬手阻止了她，他以带着浓重关中口音的普通话回应说：你猜得都对，也都不对。其实帮我下决心要回到商州的，是我师傅。有一天，我与少时习武的师傅坐在台阶上唠嗑，师傅说：平娃，我看了你写的东西，那些花架子有些不管用啊。你看，不管干哪一行，败得最快的，都是那些急于求成研究了很多拳脚招式的，你得从根子上下功夫啊。你得让气息沉下去，两脚像树的根一样，紧攥着泥土。一句话，你得下去站个桩。 一个外行的建议，促成了平凹老师的商州之行。按照师傅的建议，他“站桩”去了。光是为了写《商州三录》的第一部分《商州初录》，他就在故乡的险崖激流间，走了两个月。作为成名作家，他也不要当地文化界的朋友陪同，因为，“站桩”是一人份的体验，他需要一个人感受气沉丹田的滋味，感受双腿的酸麻和那份自讨苦吃的倔劲儿、轴劲儿，他得把一切繁华声色都从头脑中赶走。 平凹老师给我们这些读者讲述他当年的采风经历：他都是坐破旧的乡下公交，或者搭乘农用拖拉机赶去偏远乡镇。他带着一个布挎包，挎包里除了两叠沾染烟味的稿纸，两身换洗衣衫，就是三五个干馒头，一瓶酱豆腐。20世纪80年代初，偏远乡村可没有今天那么多“农家乐”饭店，要是错过饭点，只有随便问老乡要点开水，把酱豆腐夹在干馒头里就是一顿饭。 那是相当艰辛的旅程？倒也不见得。春天，好好地走在路上就会赶上北方的沙尘天气，从蒙古国刮来的黄尘，细细密密地遮盖了商洛大地，两小时之内，每个人的眉毛与眼睫毛都染黄了。然而，彼时彼刻，平凹老师正好与一片盛开的桃树林相逢，数千株粉桃“开得夭夭的”，就像无数无忧无虑的女娃娃在发出笑声，而且，她们似乎也不在乎扑头扑面的沙尘，她们好像在沙尘中玩耍、打滚，她们知道每次沙尘过后，不久就会有清凉的春雨来清洗大地。 平凹老师说，那一刻，他感受到了生命的顽强与幽默，他摸到了乡亲的精神内核。 他这一路上，遇见过铁匠、瓦匠、采药人、打豆腐的、撑船的，遇见过藏了一肚子故事的面店小老板，遇见过命运多舛嫁了三次的美貌小媳妇，遇见过会给野狼接骨的乡医……他目睹了这片厚重的土地上，倔强又活泼的精神，以及看似拙朴粗率实则细腻贴心的审美境界。 不过，说起“站桩”的收获，平凹老师最得意的，倒不是他写出了影响一批作家的《商州三录》，而是他写完书后再回故乡，猛地发现，原来一直滞销的老太太做的手工布老虎和虎头鞋，因为他在书中精准、传神的描绘，一下子成了香饽饽。能做这些手工布艺的老太太，收入至少涨了五倍。 “这样，老妈妈可以自豪地带着三四位孙儿，一同去市集上吃他们最爱的油泼扯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