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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汉语里，不拘书面和口头，“读书”与“看书”已然是不加区分，可以替换使用。但是在早先，“读书”与“看书”是不一样的：有的书宜“读”，而有的书则宜“看”。 所谓“读”书，出声诵读之谓也，文言一点的说法叫“吟哦”。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写寿镜吾老先生的吟哦很传神，读到妙处，老先生“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这段描写曾被有的教参解为“迂腐和冬烘”，我觉得这有点过度阐释了。鲁迅对自己的这个启蒙老师一直是非常尊敬与怀念的，且鲁夫子本人年轻时也未尝不爱吟哦。据《集外集·序》，青年鲁迅独喜吟诵激昂慷慨、顿挫抑扬的文章，“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这样的警句，是鲁迅青春记忆的一部分。 所谓“看”书，即不出声的默读是也，浏览是也，甚至一目十行、不求甚解的随便翻翻是也。不妨还以鲁迅来说事。鲁迅藏书超过14000册。这些书中的多数，只能说鲁迅多“看”过。鲁迅正经介绍过的读书经验恰是“随便翻翻”，若非终身保持随便翻翻的习惯，鲁迅未必会那么博洽周致，淹贯古今。 曾国藩在给其长子曾纪泽的一封家书中曾明确区分“看书”和“读书”。曾氏举《四书》，《诗》，《书》，《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为宜“读”之书，“非高声诵读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不能探其深远之韵”；另举《史记》，《汉书》，《近思录》之类为宜“看”之书。曾氏连用两组譬喻，以明“看书”与“读书”之别，先喻之以“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又喻之以“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高垒，得地能守者也”。曾文正于“读书”之“用”连用两个“守”字，一则曰“在家慎守”，再则曰“得地能守”，意思显然是，对于汉文化、文学经典中的经典，非心摹口追，吟而成诵，则无以习得一生立身、处世、为文、向学的基本功夫，或者说“看家”（守）本领。 然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而书籍则浩若烟海。本本皆“读”，人会活活累死。宜“读”之书可谓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大多数的书只属可“看”之书。除了《汉书》、《近思录》外，像曾氏经常对子弟提起的王夫之《读通鉴论》、顾炎武《日知录》等无疑皆是曾氏意中宜“看”之书。对于这些书，非旁搜博览地“看”去，则无以广见闻而增识力，曾氏所言“获利三倍”、“攻城略地”正此之谓也。 上引曾氏家书作于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江西行军旅次。一个月后的八月二十，曾氏于弋阳军中给曾纪泽的又一封家书中，言及作诗、作文之法，再次强调了“诵读”的重要：“须熟读古人佳篇，先之以高声朗读，以壮其气，继之以密咏悟咏，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拂拂然若与我喉舌相习，则下笔必有句调凑赴腕下”。曾氏的这番话或可解释一个现象：即使写作水平再次之人，亦有过写作进步飞快的时候。我指的是从小学二年级升入三年级的时候。通常的，二年级还不会作文，到了三年级，开始写作文，写得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何以能如此？无非是因为小学一二年级的每一篇课文，你皆能吟而成诵，“自有句调凑赴腕下”而已。 以年龄阶段论，童年、少年时代，要为一辈子练就“童子功”，于书当然是以“读”为主；年龄渐长，逐步过渡到以“看”为主，甚至只“看”不“读”。而我则年近五十，犹有吟诵之好。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积习，不足为训。唐诗宋词，这些宜“读”之书不必说了；小说总该属可“看”之书吧，然我每遇到好的小说语言就有把它背下来的冲动。 王小波曾言“好的小说不仅可以用来看，而且可以用来听”，看来小波或与我有同好也说不定。王小波经常举的例子是王道乾译杜拉斯《情人》的开篇；我常举的例子则是何士光的《日子》的开头。俗语云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文字好不好，也只需念出来听听。不信，你听：“祖母老了，夜半我醒过来，透过屋里浊重的夜色，就看见她衰老的面影。小巷和院落已经说不出的嘈杂，但窗棂上还是映着细碎的星光。城市的夜声传过来，也玄秘到令人莫测……但星光还是闪烁，夜色也渐消停，渐渐地就有鸡声叫起来了，在这稠繁的街巷里，啼叫得也殷勤……” 我知道再背下去就有骗稿费之嫌了。非比现在百人一调，千人一腔的“普通话写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语言真是好啊，何士光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当然，八十年代值得怀念的东西很多，小说语言也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