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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夏志清教授在台湾出版了《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收入张爱玲从1963年到1994年的信札118封，还有他给张的回信16封半。王德威教授指出，这些信札“足以成为文学史‘张学’研究的重要材料”。夏志清在自序中谈及收集、整理这些信件（包括明信片年卡）的甘苦，提及：“张爱玲的信大半写在洋葱纸（onion paper）上，隔了多少年，洁白如旧，折缝的地方也不会破裂。有些信件则写在以纸浆（pulp）为主要成分的劣纸上，色泽早已转黄，折缝处黄色更深，且容易破裂。”从这一现象出发，充满历史感的夏教授呼吁：“有大志的读者，最好从小养成用洋葱纸或其他高级纸张写信的习惯。说不定自己真会成了大名，连早年写的信件也可能流传后世的。” 夏教授写到的“读者”，初看以为指读他这本书的人，其实是指一般性意义上的作家、艺术家，甚而指一切“有东西留给后世”的人物。这些人，不管成就、境界高低，多少有点“传世之志”，这是无可非议的正能量；舍此，难道希望“拙作”只有当手纸的资格吗？问题也出在这里，夏教授为了让张爱玲的来信传下去（连带地，自己沾了光），爬梳史料堪称艰难竭蹶，幸亏张的字迹呈长圆形，“个个端庄”，认清不难；如果此张如草圣彼张（旭），光是搞清楚信札的字就累个半死。但还有一个问题：张爱玲在信末只写月日，兼以收信人当年为了节省地方，把带邮戳的信封扔掉，只留下信件，年深日久后，分辨收信的年份成为大难题。 后之视今有如今之视昔，如果不想自己身后，对你自己的遗物感兴趣的“贵人”们——上焉者史学家、专家，中焉者有意将你树为“家乡文化名人”的地方官员、学院的田野工作者，下焉者博导的跟班，退休以后因太闷而搜集野史的老人——增加麻烦，那么，确实有听从夏教授劝告的必要。 夏教授谓，写信务必用有利于不朽的好纸。揆于现状，自从电子邮件、QQ、微博、微信兴，邮局的业务奄奄一息，我家里的邮票，一年用不了10枚，可推知文具店的“洋葱纸”未必好销。遥想纪弦当年，这位高瘦如槟榔树的现代诗人，写了一首调皮的短诗 ：“象失手打错一张牌似地，/我寄出一封信。便输了/全局啦：/输了这一辈子，这两撇很帅的小胡子，/连这些诗，也一股脑输掉。//别问她是谁了吧！我是输家。/不过，偶然，我也曾这样想：/要是把地名写漏掉几个字那多好……/总之，不该贴上邮票，投入邮筒。” （《一封信》）。寄一封信，心情如此矛盾，它该是求爱的，或者向爱人认罪的，这等好玩的感情游戏，如今玩不起了。 好在，还有别的途径。比如，写标明年月日的日记。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早就怀公诸于世的宗旨，秘密该不该说，国学大师吴宓担心日记成为“罪证”，偷偷修改往日的内容，如今该不致如此。但难处依然教人头疼，种种连自己也不愿面对的言行，要不要写下？写了，坏掉身后名；不写，流于虚伪，被人揭露出来更加失败。另外，可自行炮制“生平行谊”，年表，大事记，回忆录。倘若“全说老实话”做不到，就不说或少说谎话。 夏志清教授在上述之书出版的同一年去世，据王德威教授回忆，2013年12月11日，他去看望在疗养院的夏公，夏公对他说：“我已经不朽了，因为我写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哈哈！”我好奇，一直为“不朽”作了周详准备的夏公，多年来写信是不是用“洋葱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