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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一趟大别山，最忆念的，是大别山的挑夫。 9月初秋，在攀登天堂寨的路上，巧遇了两位挑夫。我们一路轻身走，却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他们负重前行，一步一步攀行在陡险而高峻的上山路上，气息平静，面色如常。在我们歇息间，还可以望见他们的背影，不一会儿，他们整个人都融入到云海之中；一会儿再见，已与山头的苍松并肩，成了整个山峰的一部分。 大别山的北侧，是安徽地界。让人惊奇的是，赶上来的挑夫是一位女子。她身躯瘦小，却透着杉木一样的坚实；面色微红，是一种枫叶的健康色。她的肩头，因扁担的垂压，明显勒出了一道凹痕。挑着满满一担食品的她，步履平稳，给人缓慢的感觉，可一路没见她歇息过。高耸难攀的上山路，也许对他人是畏途，对她却只是走路而已，一步一个台级地走，似乎并不是在登高。 我问她的名字，她摇头。问她的姓，也摇头。我问：住在这山里吗？这下她点了点头。望着一个女子负重上山的背影，我为自己多余的问而愧。大别山的儿女，就像这山间的五针松，柔软而坚韧地伸向山崖，却饱满了凌云之志；又像这路边的苦苦菜，总会在暴雨之后遍地发芽（它因哺育过无数红军，而被称之为将军菜）。当年，大别山儿女在红军时期，父携子、夫偕妻地参军支前，可承想到过在史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仅仅大别山区，就有三十万儿女为共和国献身。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大别山精神。 此时，我只能在女挑夫经过那棵“听愿柳”时祝愿她——让众多形似“佛耳朵”的柳树叶，倾听到她的心愿，让她细微的心愿得以实现。 在大别山的南侧，我遇到的是一个湖北汉子。通往峰顶的长长栈道，悬在万仞之上，有一米来宽，抬脚时可以听到空空的响声。我提心吊胆地贴着石壁走，挑夫却自如地在路上将扁担从右肩换到左肩。他的绿色解放鞋太熟悉这条道了，如同走在自家的巷道上。 从他的口里，我知道了一个挑夫一天工作价值与价格的不对称交换。从南山或北山脚下到山顶，挑50公斤的重物，价格是120元左右，上山需3个多小时，下山接近3个小时，加起来也就是一个整天了。上山——下山——上山，这是一个挑夫生活的180度曲线。他的脚板上，可布满了厚厚的茧子，如同这石级上的累累足痕？如此坚硬的人生，只能在最底层的人群中找到。它拒绝无病呻吟，更与浮华尘世中迷漫的谎言与伪装格格不入。 回看上山的路，到达山顶就是一种挑战。多云尖的亭台立在1763米处，白马峰的栈道悬在万仞之上。长风扑面，有一种无法久站的险峻感，一缕云钩可能会挂走你，把你卷向空中，你不由得敛气屏息。 建造这亭台、栈道的一砖一瓦、一沙一水，是挑夫一担一担地挑上来的。他们的汗水洒满了这条道路，随之被岁月风干。已经无人知道，甚至无人理会他们曾经的辛劳了。当游览者自夸能够到达的高度时，他们内在的渺小暴露无遗。山高人为峰，挑夫自在峰之上！ 以上种种，也许只是我的臆测。那些挑夫何承想到这么多的名堂，何承想要什么山外的名头。他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从爷爷的爷爷到孙子的孙子，连绵不绝于这条挑夫之路。 横亘千里的大别山啊，如同一条巨龙盘踞于鄂豫皖与江淮之间。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正是以天堂寨脚下的周宅指挥所为起点，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决战序幕。当年的大军中，不知有多少挑夫。如今的人们可以掰着指头自豪地算：大别山的土地上，诞生了共和国两位国家主席、一位元帅、三百多位将军。 从天堂寨返回的路上，飞云流瀑，叠翠偎红。天女花、杜鹃花甚至白马鼠尾草上的天蓝花冠，都在雨雾里绽放芳香。我侧耳听到了大别山的腹语——在清晨，在大别山深处的金寨县金寨镇。 走过一座有些朽木的吊桥，南河水清澈可数石子，岸边的一簇簇小花无名而鲜艳。快成熟的稻田是金黄色的，半成熟的稻田还是一片青绿。在一个名叫田畈村的村里，一排古老的徽式建筑，呈现一派青砖小瓦马头墙风格，砖木结构以人字架的自然坡度，依着山坡铺开而去。几只鸡在觅食，间或从篱笆间的南瓜上跳过；一只小猫后面是一只小狗，然后才是主人公出场——跑出一个光头的男孩。这小孩也是不说自己名字的，再问，便跑过来在我的腹部给我一小拳，然后跑到自家门槛上顽皮地盯我，颇有幽默的古风。我想，他或许是挑夫的儿子，或许是挑夫的邻居。 在村里一棵高大的银杏树下，坐着一位老人，脸上的皱纹如同梯田，但目光却像银杏果一样金黄发亮。人们说，他就是一位挑夫。挑夫老了，走不动了，就学这棵银杏坐镇村口，用绿荫庇护自己的子孙。村民说，20来岁的年轻人已经不做挑夫了，这村里还有中年的挑夫，这几天出门了。——村里的挑夫，应该就是我在山上遇到的挑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