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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鼎革、经济发展与民国社会生活变动

——《民国社会生活史》读后

来源:羊城晚报     2019年03月31日        版次:A08    作者:

    

  

  王瑞芳  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民国社会生活史》

  作者:左玉河

  定价:280元(共两卷)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政治变革及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辛亥革命后的政治鼎革,直接带来了民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人们过多地关注于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而对社会生活层面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近日,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民国社会生活史》,弥补了以往学术界较为薄弱的领域,对民国社会生活的许多问题均作了相当深入的考察,如时装的流行、饮食结构的变化、交通工具的改变与新式交通网络的建立、娱乐休闲时尚的流行、婚丧礼俗的变化、历法变更与节日节庆变化、旅行社的创建与现代旅游的勃兴等,深刻展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及其嬗变规律。

  壹政治鼎革和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变革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同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了将中国引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的短短三个多月中,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进行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变革,直接以政治力量推进社会变革。

  “自由尽是新风尚”,这是对民国初年社会改良的最好概括。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跪拜、禁止贩卖人口、倡女权、易服饰、倡导自由婚姻等等,成为一股时代性的社会新潮流。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并不太长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改革,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社会习俗的除旧布新,使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面貌为之一新。

  辛亥革命以民国取代帝国,诚然来得过于急骤,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政治组织上都缺乏充分的准备,袁世凯复辟帝制及此后形成的北洋军阀混战局面,使中国社会再次陷入了黑暗、混乱之中。但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合乎世界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它推翻了中国相沿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使民主主义成了正统,而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一种时代意识。

  辛亥革命后的新政治形态固然引起了民国初期民众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则直接导致了民国时期民众社会生活的变动。民国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迅猛发展,出现了所谓“黄金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提供了难得契机。西方列强因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而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民国社会生活变革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和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民初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中国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结构日趋瓦解,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空前壮大。建立于地缘和血缘关系之上的封建宗法社会逐渐瓦解,传统的会馆、宗族组织日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业缘为主的新式经济团体和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和重组,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动,同样导致了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瓦解和近代新式生活方式的发展。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城市的兴起和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新式社会生活方式得以流行,中国民众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节庆、娱乐休闲、宗教信仰和社会交往习俗,都发生了剧烈变动。政治鼎革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民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推进了民国时期民众生活方式的变动和社会生活的变革。

  贰社会生活的变革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必然带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而社会结构变动必然带来民众社会生活的剧烈变革。变化、变动和变革,是民国时期民众社会生活发展的突出特征。

  西方近代文明给予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最突出的还是器物层面的变革,是西方近代工艺、技术传入中国。洋务运动兴起后,西方近代生产及生活器物开始传入中国沿海城市,如洋布、洋火(火柴)等,还有蒸汽机、酒精灯、显微镜等,逐渐改变着中国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甲午战争后,国人对西学的认识发生重大变化,开始由器物文明深入到制度文明,逐渐关注并接受西方君主立宪及民主共和政体。到了民国初期,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医学、教育等,以及西方思潮、学说都先后传入中国。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规模和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民众生活习性差别甚大,存在着众多的差异。这些差别,导致了民国时期社会生活变革的不平衡性。如果忽视这些差异,易于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毛病,无法窥得民国时期民众社会生活的真相;如果过分夸大这些差异,容易出现“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的弊端,很难总结出民国时期民众生活变化的脉络。因此,考察民国时期社会生活的变动,必须首先关照各地、各行业、各部门和各阶层民众之间的差异性,这些差异带来了社会生活变化速率和变化深度的差异,从而使民国社会生活的变革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受西方新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辐射的强度,相应地从沿海沿江的口岸城市及东南地区到内陆城市及乡村,呈现逐步减弱的态势;从沿海沿江大中城市向在内陆乡镇及乡村,同样呈现出逐渐减弱的态势。这样便形成了像上海、广州、天津、武汉等沿海沿江城市异常“摩登”而广大内陆城市及乡村社会生活变化不甚明显的发展不平衡性。

  城市生活现代化,在社会生活变革中具有先导和火车头作用。民国时期民众生活世界的变革,首先是从城市开始的。自晚清上海、天津、广州等早期通商城市社会生活领域出现变动,直至民初伴随政治鼎革和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变革的潮流向内地其他城市扩展,沿海沿江各口岸都市新生活元素成为引领民国社会生活现代化变迁的播种机。近代城市生活的突出特点是消费性和商业性,商业繁荣、人口流动,市民生活市场化、消费欲望增强、消费能力提高、社交需求加大,特别是西洋消费品引入、新消费形式出现,共同催生了城市消费商业、休闲服务业的发达。民国城市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与广大内陆乡村的传统生活场景,形象地诠释着民国社会生活变革的区域不平衡性。

  民国时期社会生活变化的不平衡性,还体现在中国各阶层社会生活的明显差异上,体现在城市社会上层精英与乡村社会下层百姓生活方式的差异上。从总体上看,城市民众的社会生活变化,快于和大于乡村民众的社会生活;城市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变化,快于和大于城市基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受过教育和教育程度高的城市民众的社会生活变化,快于和大于没有受过教育或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

  叁中西杂糅、新旧并行构成民国社会生活的总体特征

  

  西方近代新式生活方式传入中国并逐渐流行,逐渐成为民国社会生活发展的潮流。但这样的生活变革潮流是在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进行的,这便决定了这样的变革不可能骤然中断中国民众的旧式生活传统,更不可能骤然仿行西洋新式生活,必然会沿着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惯性继续前行。这样,民国时期社会生活变革的基本趋向,就是趋新与守成同时并行,激进的变革与传统的惰性同时发力,进而形成了“新旧并呈、中西杂糅、多元发展”的总体特征。

  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与西洋近代生活方式的矛盾、冲突与调适,是民国社会生活演进的基本趋向。中国民众的生活传统,尤其是成为民众日常生活规范的社会习俗,是一股不可小视的强大的、持久的力量。在民国时期采用阳历、废除中医、推行新式婚丧礼仪等问题上,都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这些冲突和矛盾中,貌似强大的政治势力和貌似进步的西洋近代习俗依然无法根本取代那些看似弱小的民众坚守的传统社会生活习俗,最后不得不采取调适之策。这种情况说明,民国社会生活习俗的变革具有明显的缓慢性及渐进性,决非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所能解决。

  社会风俗有良风美俗与恶风陋俗之分,上层社会的移风易俗,往往是利用上层的优势政治资源,对下层社会施展其影响,以倡行良风美俗,而革除恶风陋俗。然而,这种立意高远、初衷甚佳的社会变革举措,由于政府利用行政势力强行推行,容易受到社会下层的消极抵制,收效无法持久。下层民众传统习惯的强大与顽固,往往超出当政者的想象,它对上层社会的影响是无形的、持久的,经常会迫使社会上层不得不采取妥协与调适态度。所以,如果政府推行的社会变革之举,合乎民众改变旧的社会陋习的愿望,符合当时社会的客观实际,在尊重传统习惯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加以正确的引导,采用渐进的方法和稳妥的步骤革除恶风陋俗,尤其是如果能很好地处理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之间既对峙、冲突,又妥协、调适的互动关系,是完全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效的。

  由此可见,社会变革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它远比政治革命困难,也更具有渐进性和缓慢性。政府在推行带有移风易俗性质的社会变革时,必须采取和平渐进的方式;在剧烈的对峙与冲突之后,政府与民众必然要进行妥协与调适,寻求“渐衰渐胜之道”;新旧势力之间的妥协与调适,乃社会进步之正态。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演进,正是在这种上层与下层的对峙与调适、新势力与旧习惯的冲突与妥协中进行的。

  “新旧并呈、中西杂糅、多元发展”的总体特征,集中体现在民国时期的婚丧礼俗变革中。随着民国时期婚姻观念的变化和婚姻制度的变革,文明结婚、集团结婚、公葬、国葬、追悼会等各种形式的新式婚丧礼俗出现并逐渐流行起来,但中国传统婚丧礼俗并没有退出民国历史舞台。传统婚俗尽管经历了新思潮的冲击已经有微弱变化,但仍然是相当强大的影响力,仍然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除了上海、北平等沿海沿江和内地大中城市外,绝大多数地方仍然按照旧式婚俗行事,虽偶有采取新式婚礼者,也是极少数。而旧式婚制和婚俗下的许多恶习陋俗,如童养媳、抢婚、转婚、闹房、纳妾、守节等,仍然比较普遍。

  从总体上说,民国时期旧式的传统礼俗尽管存在着许多的弊端和陋习,但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新式社会礼俗尽管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因为有着很多的优点和长处,却显示了无限的发展潜力。延续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与剧烈变动的近代生活方式同时并存,从而使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呈现出“新旧并呈、中西杂糅、多元发展”的复杂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