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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册文碑的碑文局部 宋金峪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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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纲亲书的“药洲”二字还留在九曜石上 宋金峪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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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陵墓室内，“一碑当穴门中立”（资料图） |
文/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前墓室中，有“一碑当穴门中立，辞称‘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记者眼前的景象，与岭南先贤屈大均450多年前在《广东新语》中的相关记载，完全吻合。这块宽约1.5米、高逾1.1米的大石碑，是确认1000多年前南汉高祖皇帝刘龑(刘岩)的康陵最重要的证物。 “我们第一眼看到它时，可没这么明确。那时候墓室的地面黄土淤塞，只露了一线碑顶。等扫出一个小角，看出包边的卷草纹和内文几个字，考古队员都欢呼了，有字！有字！这座大墓的身份有着落了！”现任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的全洪，是当年亲手发掘此碑的人之一，他担任副所长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4年在广州大学城完成了震惊全国的南汉二陵考古发掘。唐末五代时期雄踞岭南的南汉政权，日益清晰地为今人所知。 史籍与文物，金石与考古，昔日与今朝，就这样连结到了一起。 这块南汉《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碑镌刻精良，1062字历历完好，堪为粤中石刻之钜制。它重见天日，不仅让考古队员们收获了“康陵身份证”，更有着非比寻常的文献价值，令岭南金石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迎刃而解。 百年寻石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身孚时望的翰林院侍讲学士翁方纲被任命为广东学政。启程前，著名的学者钱大昕特别向他提及，明朝崇祯九年，广州北亭村的一桩盗墓案曾发掘出南汉高祖刘龑墓的一块碑石。对这块碑的内文，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以及王士祯、朱彝尊等当时的著名文人都曾有记述，但几种记载中存在“光天元年”还是“光天五年”等细节歧异，希请翁学政亲为查勘。 翁方纲本就精于金石考证，在广东长达八年的学政生涯中，他督学育才兼剔藓寻碑，更是不辞辛劳。但令他失望的是，当时距刘龑墓首次被发现不过130年，广州郊外北亭村尚在，其碑、冢却均已湮灭无踪。无奈，翁方纲只得将此憾事记入自己的著作《粤东金石略》。就在翁学政离任两年后，钱大昕本人1774年也被委任广东学政，搜寻此碑亦是郁郁无所获。 又一个130年过去，广州大学城破土动工，21世纪的考古队员们意外叩开这座刘龑墓，钱、翁等人当年苦寻无着的那块碑石——“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奇迹般重现！如今记者触手可及的这行楷书——“粤光天元年九月壬午朔、二十一日壬寅迁神于康陵，礼也”——赫然在目，轻易解决了“钱氏之问”，久远的南汉历史有了实证。 金石刻勒，虽历经千百载，仍可窥其原貌。难怪那碑刻铭文中弥散开的史诗、深镌的文化密码，会令历代学者探颐索隐，如此孜孜以求。 金石证史 翁方纲虽未能找到刘龑的哀册文碑，脚步丈量却不停歇，他在粤任期间遍历全省各府、州、县，精心搜集、摹拓、整理散存于岭南各地的金石碑刻，逐一加以精审考析，撰成《粤东金石略》十二卷，共辑入金石刻画文字562种。 这本岭南金石学的开山之作，以广府为中心，北自韶雄，南及雷琼，东至潮梅，西抵高廉，概见当时广东几乎所有珍良史刻的情况，名山胜景与名人碑刻交相辉映，真实地概括了清中期广东全省历史人文资源的分布状况。如书中翁氏详述了东汉时期修建韶州乐昌、曲江泷水水利交通的《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铭》，考订称：“粤东石刻以周府君碑为最古，建于汉灵帝熹平三年。”又肇庆七星岩石室洞口有《端州石室记》以及正书“景福”二字，粤中百姓多取其“福”字，拓片张挂室内，而不知题者何人。翁方纲考证这都是唐代大书法家李邕（李北海）的真迹，而且是他所留下的唯一的正书碑，弥足珍贵。 翁方纲一边收集碑刻铭文，一边考据、勘误，查证了一大批历代名人显宦的寓粤遗迹，韩愈、柳宗元、李邕、刘禹锡、李商隐、苏轼、包拯、陆游、周敦颐、朱熹、米芾、文天祥、陆羽等等，原来都曾在岭南留下足迹；还有本地籍的崔与之、陈白沙、湛若水、黄佐……文化史上耀目的璀璨群星，寄身金石，以其言行为岭南增辉，也串联起广东自宋代以后中原移民涌入、文化经济逐渐振起的光轨。 合上书页，一些句子久久难以散去：“予五至而后拓得之”“我求此石今七年”“风雨中来摩挲碑刻”……细一思量，翁学政上下求索的身影如在目前。 南方碑林 今天我们在广州，尚能见到唐宋以降的碑刻最为集中处，也是翁方纲特别看重、专章剖陈过的南海神庙、药洲九曜石这两个地方。 南海神庙自唐立制祭祀海神以来，千余年历祀不绝，而且宋元明清历朝，大抵是每奉旨祭一次，即立一次碑，因有“南方碑林”的美誉。所存最早的唐代南海神广利王庙碑，立于唐元和十二年（817年），至今保存完好，是传承有序、足以勘正史籍的“名碑”。且不说此碑撰文者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书者为永贞革新被贬 “八司马”之一陈谏，皆见出极高的文化价值；单是学者考证出此碑行文中，有中国历史文献中最早可见的“海事”一词，也不难感知它与岭南文化的息息相通。 南海神庙中的浴日亭，因面朝大海观日出而享美名，大文豪苏轼在北宋紹圣初元被贬惠州时，途经此地作七律《南海浴日亭》，追随者刻碑留记，此后渐渐形成了文人们在浴日亭唱和、诗作勒石的风尚。苏轼诗碑今已只留残迹，但明代心学大家陈献章续作的诗句，以他独特的茅龙笔书就，仍存于碑亭中的《陈献章浴日亭和东坡韵诗碑》上，真气纵横。 转到广州城内的药洲九曜园遗址，虽有临近的地名如教育路、西湖街还在悄作提醒，但这水榭花台的南汉御园、引领文教的明清提学署，光环早已褪去，如今只是小小院落。所幸当年经两位“翁学政”发掘、保留下来的众多人文碑刻，仍托身名石，若有所待。翁方纲任广东学政八年，以药洲为府署，夫妇二人在此寻根究底，疏浚考稽，起出了不少宋明碑刻。有趣的是，他发现，访之四年而不获的米黻（即大书法家米芾）题“药洲”那块石，竟然离开了九曜园，藏身于不远处布政司衙门的竹丛中。但据记载还应有另一块刻有《宋代米黻九曜石题诗》的石头，始终未能寻到。直至60多年后，学政已换过25人，轮到翁心存（即清末名臣翁同龢之父）上任，那方珍贵的宋刻才被这位“翁学政第二”发现，其石就在园内，但半入水中，且有榕根盘绕，以致前辈失诸眉睫。 今日药洲面积之小，十分钟内便可信步一圈。但如果拿着地图细细比对，想从斑驳的石棱与苔藓中，一一寻辨碑铭，提取先人们年深日久的吟咏抒怀，则并不轻松。在南国的日光雨露中，它们及它们被发现、被探知的故事，已与岭南水土融为一体。 无可替代 岭南较中原开发晚，文教迟兴，前人常有泛泛的“南天金石贫”之叹。近来，颇有学者注意到，广东自古以来就是中外交流和商贸繁盛的重点地区，如果突破传统金石学对于政治史、文教史的固守，而将岭南地区遗存的大量带有各种外国文字、宗教交流内容的碑刻，以及有关商贸市政的碑刻纳入，再作考察，岭南金石则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例如佛山的一些碑刻部分描述了明清间佛山作为商业重镇背后，一度实行市民自治的社会形态，这是社会学研究中一个重要视野。存于佛山祖庙的《乡仕会馆碑记》，就记载了嘉会堂作为绅商联合的自治组织对地方政治的主导作用；其他散见于各处的建庙、修桥、兴学、悬禁等碑记，则对当时商民在地方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多有表现，都是社会史的重要资料。 延伸 广州多处地名皆有“金石出处” 金石，并不限于碑刻。马衡先生在《中国金石学概论》中指出：“金石者，往古人类之遗文……凡甲骨刻辞、彝器款识、碑版铭志及一切金石、竹木、砖瓦等之有文字者，皆遗文也。”广州自古以来就是岭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出土过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金石铭文。 例如，广州西村一号秦墓出土的漆奁上就烙印有“蕃禺”二字；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铜鼎，也有一些刻有“蕃”“蕃禺”铭文；广州南越王宫苑遗址的西汉水井，出土木简有“蕃池”“蕃禺人”文字；广州先烈路沙河顶东汉墓出土有“番禺丞”铭文砖……番禺地名出现频率之高，涉及范围之广，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实属罕见，可知甚有渊源。 清同治年间，广州城北下塘堡出土了一方刻于刻于五代南汉国大宝五年（962年）的《马氏二十四娘买地券》。此券为深褐色碑石，共19行325字，保存十分完好，楷书构字拙陋奇逸，具魏碑韵味。券文大意是，买了风水好地为墓穴，有神仙李定度等为证人，有龙神守护。出土后，券石的持有者在附近搭筑茶寮，取“南汉大宝”之意而名为“宝汉茶寮”，将此石置于寮中，供茶客观览，引得不少文人特意前往，遂成一段羊城韵事。如今这方买地券已由广州市博物馆收藏，而广州下塘路亦有宝汉直街的地名沿用至今。 访谈 岭南金石数量 明清时超北方 陈鸿钧 广州博物馆金石学者，《广东碑刻铭文集》编著者 羊城晚报：您曾经对康陵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光孝寺东西铁塔铭文等南汉遗存的金石铭文均做过诸多考释，为何如此看重南汉这个历史时期？ 陈鸿钧：定都于广州的南汉国存续时间70多年，立国50多年，在五代十国中时间仅次于南唐，是岭南的重要发展时期。它全盛时期的疆域在五代十国中是最广的，两广一带、云南贵州的部分、海南岛都归属于南汉，也比较富庶。 关于南汉国的历史，虽然也见于一些史籍记载，但现存以及考古学发掘的遗存、遗物，特别是金石铭文，最能直接透露南汉的历史信息，价值也最高。我编辑《广东金石图志》时，就搜集了一部分南汉国金石铭文，如出土于佛山市南海区的《后梁吴存锷墓志铭》、南汉芳华苑铁花盆铭文、光孝寺东西铁塔铭文、南汉康陵的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碑、乳源云门大觉禅寺南汉二碑等。此外，在现存的拓本中，还有部分南汉铭文，比如南汉白龙乙酉砖铭文、南汉刘氏二十四娘买地券等。这些金石铭文都为我们今天了解南汉的历史地理、民间文化提供了可靠的线索。 例如通过考释康陵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我发现刘龑(刘岩)此人不仅才思敏捷，而且在儒、释、道、医、术数方面均有相当的爱好。哀册文中赞他“天纵聪明，凝情释老”，其所修程度之深，至“谭玄则变化在手，演释乃水月浮天”。这些记录，可以和乳源云门大觉禅寺南汉二碑中有关刘岩礼佛的相关记载相印证，丰富了我们对南汉历史细节的认知。 羊城晚报：从专业研究的角度看，广东金石碑刻的遗存丰富吗？ 陈鸿钧：岭南开发较晚，在唐代以前，广东的金石材料远较中原为逊，数量少、质量也有限。到了两宋之后，随着岭南开发加强，北方遗民大量涌入，相应的生产和文化传承兴盛，金石材料大大涌现，到了明清时候数量甚至超过北方，经济发达使得人们能以碑刻将文化成果固化下来。 还有一个现象是岭南宗祠文化发达，士大夫们修祠堂、建庙宇，立规立矩，所以相应的刻碑也很兴盛。我们从所发现的青铜、陶器、印玺、简牍、砖瓦、石刻等文物而言，明清之后流传至今的岭南金石并不是想象中那么“贫”，数量甚至超过北方、江左。还有清代中后期以金石学为重要内容的朴学在岭南大盛，随着阮元督粤、开学海堂，学术活动枝繁叶茂，岭南文化有了自己的面目。 羊城晚报：那么岭南的碑刻本身有什么特点呢？ 陈鸿钧：岭南地区的碑刻在传统的记载政治史的功能之外，还别具记录社会史的功能。例如广东商贸发达，所以很多碑刻与贸易有关系，反映契约精神和社会管理的内容很多，清代的外江梨园会馆刻石、锦纶会馆的碑刻等都属于此类。岭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外文化密切交流的地方，所以有不少刻着外国文字的碑石很有特色，例如广州回教先贤古墓园出土的元代《高丽穆斯林剌马丹墓志》及原存怀圣寺的《重建怀圣寺塔之记碑》，均是记载元代广州伊斯兰教传播的珍贵史迹。至于东莞的《却金坊碑》《却金亭碑》，更是直接反映了明代中国与暹罗海上贸易情形，也令番禺知县李恺廉明务实的为官之道传扬至今。 清代中叶之后，羊城的行商巨贾热衷文化，著名富商潘仕成的“海山仙馆”题刻，除了有“历代名人法帖”之外，他还将自己与林则徐、吴其浚、耆英、骆秉章等一时显贵能臣的来往书信，以端石刻帖，称为“尺素遗芬”，文献价值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