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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远辉老师走了。 噩耗传来，我握着手机的手在颤抖，心口骤然一紧，整个人丧魂掉魄一样，一点力气都没有，软软地靠在椅背上。月中去医院探望温老师，我已隐约有不祥的感觉，但我没想到这么快。我呆呆地坐着，没有动，我连动一动的力量都没有了。手颤抖地伸向烟盒，点燃，举着。温老师不抽烟，但我依然固执地举着。秋夜的凉风吹过来，烟雾向上，扩散，弥漫开去。夜晚因此变得迷蒙。这个夜晚，必是迷蒙。 世上再无“温老师”了！ 我一直称呼温远辉为老师，这不仅是尊重，也是事实。他曾经是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我是学生。尽管我进入中文系读书时他已调往广东省作家协会，但当我在1993年的11月穿过华师的校道、操场，叩响温老师位于中区的门扉时，我还是恭恭敬敬地叫一声：温老师。这一称呼，从此没有改变过；这一称呼，贯串起26年的日夜；这一称呼，还将继续，直至穿过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门打开，我看到的是一张灿烂的圆圆的笑脸，秋日阳光一样，熟悉，亲切。那一刻，我立即挺直身子。在这样清澈的笑容面前，我不由得收敛了身上的任性和不羁。温老师应该是看出了我的紧张，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坐，喝茶。温老师把“请”字去掉了。我想他肯定是怕我拘谨，少了一个客气的“请”字，多了一份自在。 茶是功夫茶，香。我已经忘记了第一次见面聊了些什么，想来应该是关于读书和写作的话题。我们之间的聊天，居然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整个过程好像一直都是我在说，说自己的阅读，说自己的想法。温老师更多的是望着我，微笑着，煮水倒茶。那时，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妥。直到学期快放假，偶然和散步的温老师相遇。他停下脚步，说，有空到家里坐。 再一次去温老师家里，我看到了他家靠墙的柜子边立着一块浅蓝色的棋盘。我为自己的发现暗喜。我试探着问，温老师下围棋？他的声调一下子高了，下，下，来一盘？第一盘我输了，中盘认输。第二盘我赢了，赢得很辛苦，才半目。 围棋从此成了我们之间沟通的一个暗号。只要仅仅就我们两人在，就会想到“来一盘”。这样的做法一直持续到我离开广州，走时，我还带走了那浅蓝色的棋盘。这当中，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他那小小的书房——那时他已经从华南师大搬到龙口西路省作协的新居——下了三盘，输赢我已忘记。我只记得那一层层萦绕的烟雾。温老师不抽烟，而我到了长考的时候，下意识就拿出烟，下意识就点燃了，下意识就抽。温老师没有阻止我，没有说一句劝阻的话。等我抬头看到层层叠叠的烟雾时，才幡然醒悟，我为自己的自私不知所措、羞愧。我在腾云驾雾，温老师在受罪。他却笑着说，没事，这不就习惯了。 温老师搬到龙口西路那边之后，我去的次数就更多了。那时我在广州上班。和我常在他家里出没的，还有一班写诗的朋友。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一个人家中，不仅因为男主人的热情、宽厚，也必定有女主人的贤惠和温柔。温老师的夫人姓李，职业教师。我听到朋友们对她的各种称呼，师母、李老师、嫂子，也有直呼名字的，等等。第一次见面，我就称呼大姐。这不仅因为她的年龄，也因为她就像一个大姐。 大姐做菜水平极高，特别是红烧肉。朋友们去，她就一定做这道菜。每每一盆上桌，片刻功夫就只剩下一半，再迟些，就只能听别人的啧啧称赞了。温老师稍胖，大姐不会单独为他做。隔些时日，我就会接到温老师的电话，叫我去家里吃饭。我明白温老师的意思，他想吃红烧肉了。当红烧肉端上桌，温老师像孩子一样地笑，一边招呼大伙，一边把筷子伸到盆里。我一度以为大姐不知道温老师的“诡计”，但她其实早已清楚。如果你们不来，他就没红烧肉吃！大姐指着我们，笑着说，你们呀……我们就看着温老师笑，温老师也笑。写诗的人啊，总有一颗童心，不然，他们又怎么能写下那么纯净、优美、天使般的诗句呢？ 如今，我们的温老师走了，痛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