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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清明节前后，我回到湖北省麻城市最北面、也是大别山南麓的福田河镇杨家河小山村，整修加固了百多年历史的老宅子。在昏暗潮湿的老宅子里，存放着几代人曾“刀耕火种”的各种农具和器皿，最多的物件是油光发亮的上釉大缸，估计有一、二百年的历史，称得上是我们家族中的“古董”了；其次，最多的便是几代人用过的钎担和扁担。看到钎担和扁担，便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 钎担一般是用笔直的柏树刨光皮、晾干打磨来做的，大概长1.8米、两头用尖尖的铁皮包裹着，主要用于挑柴火、稻谷与麦子的草把，粗一点的钎担能挑三百多斤的柴火，细一点的钎担也能挑一两百斤，它是农村里最为常见的劳动工具，也是家中数代男人担负起兴家责任的最主要农具。可以说，一个家庭的兴旺与发达改变，大部分是靠钎担“挑”出来的；有的家庭用钎担“挑”出了儿孙满堂、富贵吉祥、幸福绵长；有的家庭用钎担“挑”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和美好的未来。 我父亲是个无师自通的木匠，给自己打造了多根钎担。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专门给我也精心准备了一根钎担，仅钎担的重量就有十几斤。 钎担做好后，他带我去十几公里外的大山上砍柴。十岁的我，嫩稚的小肩上扛着一根大钎担，开始觉得很新鲜，觉得自己长大了、有力气了，“长本事了”、“很了不起”；走着走着，就蔫了一半，穿着破鞋子，用草绳捆住，脚上已磨出几个泡，走路蜇得生痛，一瘸一瘸的，觉得肩上的钎担也越来越沉。 到了大山上，看到很多干柴火，拣起来堆在一堆，把它捆成两大捆，父亲用钎担铩进去，扶在我肩上。我挑起来就下山往回走，走不到两里，感觉挑不动了，歇了一会儿，口干舌燥，跑到小河沟，趴下痛快地把山泉喝了个饱。 父亲挑着柴火往前走，叫我跟上；跟着跟着，慢慢见不到父亲的背影了，我又停下来歇口气，趁机抽掉几根棍子，减轻一下重量，接着又去追赶父亲。 大概走了五、六里，父亲也在前面停下来歇气，顺便等我，见到我满脸通红、大汗淋漓，父亲递过来已是湿透了的白大布毛巾，让我擦把汗。擦完汗，我再细看父亲的钎担上，一头大概有一百多斤一捆的柴火，两边加起来，起码有二百六十多斤。他起身挑起来的时候，只见钎担两头朝下耷，发出“吱、吱”声，走起路来时，“吱吱嘎嘎”响个不停，韵律感十足。 我跟在后头，也想找到“吱吱嘎嘎”韵律感，无奈我的钎担硬邦邦的，发不出任何响声，步履也找不到节奏。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挑的东西太轻，钎担是“不高兴”的，它是不会唱歌的。父亲能够让钎担“唱歌”，唱的是负重之歌，也是一家人的“希望之歌”、“幸福之歌”。 在蜿蜒崎岖山路上跟着跟着，我又渐渐看不见父亲的背影了，害怕、疲倦和无助一齐袭来，我陡然啜泣起来……在荒野里哭泣没人理，也没有用，除了几只乌鸦在树梢上“看热闹”叫个不停外，还有就是一阵又一阵的凄厉风声。这个时候，我对钎担产生了深深的畏惧和恨意，怪父亲把钎担做得这么“硬朗”、“结实”，“沉得”使我白嫩的双肩像擦了红汞似的，一阵又一阵地发烧。在离村子还有五里的地方，爷爷突然出现了，他是专门来接我的。回到家中，爷爷用秤一称柴火，还有48斤；如果加上钎担重量，就有六十多斤了；如果不是在路上“卸负”，恐怕整担柴火七八十斤重了。 上世纪八十年初期，我到了十五六岁的年纪，已经能够轻车熟路地使用钎担了，也能够像父亲一样上山砍柴，挑一两百斤的柴火。作为家中老大，我用钎担承担了父亲的一部分责任。高一、高二读书期间，我的学费和给学校上交的每学期380斤柴火任务，都是我自己用钎担完成的，没有给父亲和家庭加重负担；那时候，一百斤活柴挑走三十里路卖九角钱…… 如今细想，我今天的幸福生活不正是那时用钎担“挑”出来的吗？没有钎担的“压榨”与磨砺，没有钎担的“鞭策”与敲打，就没有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从这一点出发，我要感谢严厉的父亲！还要感谢“沉默无言”的钎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