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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的中国情缘

来源:羊城晚报     2019年10月20日        版次:A06    栏目:人文周刊    作者:吴小攀、李烨池

     马悦然与陈宁祖(左)合影

     马悦然与陈文芬(左)合影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瑞典当地时间10月17日,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去世,他是羊城晚报花地副刊的作者,曾两次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在此以特稿并节选旧文刊发的形式表示哀悼——

  讯 号

  □ 马悦然 [瑞典]

  他坐在书桌前用心倾听,等待着讯号,这讯号他从未听过然而注定与曾经听过的任何讯号不同,试想象其音量和色彩。

  会不会残酷,仿佛海顿第94号交响乐C大调第二乐章行板第十六节中的铜鼓突然轰鸣,惊吓了坐在音乐厅头排的老妇?或像唤醒军营里年轻士兵起床号的吹奏?

  会不会微弱,仿佛他书房窗外桦树丛中枯叶瑟瑟?或像阳台栏杆上的蓝雀羞涩地啁啾,等着他亲手喂食?

  会不会精细,仿佛钓鱼线嘶嘶抽动,随着手腕轻轻抖动的力量飞快拉过十二尺长的竹竿,迫使饵钩飞掠向上?

  会不会温柔,像浮现在他记忆中的佛庙飞檐下悬挂的小铃钟玎玲作响?

  讯号的发送者肯定知道过去二十五年来困扰着他的耳鸣,封锁着蟋蟀们发狂的音乐会?

  臆测没有什么意义。他确实明白的是他此时此刻等待的讯号,将平衡在此有与彼无之间的细微边线。

  (注:本文发表于2004年1月14日《羊城晚报》花地

  致力提升中文的国际地位

  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Goran Malmqvist)先生于当地时间10月17日去世,享年95岁。马悦然的夫人陈文芬女士向记者证实,马悦然是在家中平静离世的:“他说有点不舒服,坐在平常的座椅上几秒钟就离开了。像老和尚圆寂了一样。他是活着死的,没有痛苦,很平静,飞到了天堂。”

  马悦然1924年出生于瑞典南方,1946年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随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学习古代汉语和中国音韵学。1975年当选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为瑞典学院院士,是其中唯一精通中文的人。

  马悦然曾翻译过《西游记》《水浒传》《辛弃疾词》等中国古典著作,也翻译了鲁迅、沈从文等当代作家的作品,致力于提升中国文学在国际的地位。马悦然向西方社会推荐了不少中国作家,比如,他非常欣赏中国作家沈从文。1988年,瑞典学院原本要将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沈从文,因为沈的去世而作罢。马悦然还将中国山西作家李锐多部作品翻译为瑞典文,曾亲自到李锐插队的小山庄,住在李锐插队那家农民的窑洞里。他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位当警察的作家曹乃谦。近些年包括莫言在内的两位中文作家获得诺奖也与马悦然的强力推荐有关。

  两段婚姻都与中国有缘

  马悦然不仅对中国文化感情深厚,他的婚姻也与中国有缘。他前后两位妻子都是中国人:第一任妻子陈宁祖,成都人;第二任妻子陈文芬,台湾人。1948年,马悦然来到四川研究汉语方言的,居住在文庙后街一座叫“可庄”的公馆里。马悦然从成都去峨眉做方言调查,峨眉山让马悦然终生难忘,虽然在这里只生活了半年,他却视此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1949年秋,马悦然离开峨眉山来到成都华西坝,跟随华西协和大学的闻宥教授进修汉语。他和另一位汉学家西门华德的儿子西门华租赁教育家陈行可先生家的住房居住。陈先生家中有两位如花似玉的千金待字闺中,其中18岁的陈宁祖是二女儿。陈宁祖的父母邀请马悦然给陈宁祖补习英文,两人因此结缘。1950年9月,马悦然与陈宁祖在香港道风山教堂举行了传统瑞典式婚礼。1996年11月,陈宁祖病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

  马悦然的第二任妻子为中国台湾媒体人陈文芬,两人相差43岁,1998年初识于台湾,此后“秘恋”多年,2005年在山西宣布婚讯。  

  马悦然:

  如果沈从文没去世肯定能得奖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羊城晚报:您在1985年当选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院士,18名院士中,是否只有您精通中文?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中没有懂中文的人,中国作家就完全没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了?

  马悦然:我当瑞典学院院士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的任务不仅是给中文作家弄到诺贝尔文学奖。世界上的语言很多,可能多到几千种吧。要求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必得学会几千种语言,为的是比较公平地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有一点太过分?瑞典学院的院士可以掌握欧洲德文、法文、英文、西班牙语等几种主要语言,对于院士不懂的语言,也会请其他语言的文学专家翻译,或者做评论。比如1968年日本川端康成得奖以前,不仅是邀请专人翻译,也经过日语文学专家评论、研究长达八年的时间。这些为了语言译本的专业问题,确实花费漫长的时间去准备,但这样的准备工作是必须的。

  我要再度说明,并不是由我翻译的中文作家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是必须要翻译成瑞典语,才能得奖。我的同事们他们可以同时阅读中文作家好几种不同语言的译本,只要是中文作家出版上述的几种语言译文,瑞典学院的图书馆一定购买,每周四开会以前摆好在图书馆房间里,我们很方便立即拿回去阅读。

  我多次强调好的文学作品需要好的翻译,而且翻译家必须要有好的文学修养,向作者与读者负双重的责任;这样的文学价值特别会彰显在我们的工作里头,如果每位翻译家能秉持这样的信念,忠实呈现中文作家(或者各种语言的作家)作品的价值,今天的世界文学就会更进步了;我还想借这个机会说明,现代中文作品的翻译一直到这几十年才开始有比较多的译文跟译本的出现,杰出的翻译家还是太少了。瑞典从事翻译现代中文作品的专家只有陈安娜和我两个人。

  羊城晚报:您从1948年起即与中国结缘,中国老一辈作家中您与谁有较深的交情?据说鲁迅、沈从文等人曾经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

  马悦然:我跟老一辈的中国作家交情最深的是艾青和老舍。鲁迅的情况纯粹是他的译文跟译本出版非常晚才出现。一直有谣言说鲁迅拒绝提名,瑞典学院因此不给他奖,这个说法完全违反常理。鲁迅自己不肯提名,据鲁迅所留下的文字可能是真的,但瑞典学院从来不问任何一名作家愿不愿意接受提名;我已经破例说过,如果沈从文1988年5月没有去世,肯定能得奖,我这有点违反了诺奖守密的原则了。但我的同事们完全理解我为什么愿意说出来。

  (注:本文节选自2011年10月23日《羊城晚报》人文周刊)

  马悦然:

  莫言不小心把酒泼在我身上

  □羊城晚报记者 李烨池

  羊城晚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莫言的作品?

  马悦然:我头一次跟莫言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曾在中文大学当了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有一天莫言来了,我们有一个下午花了几个小时谈,第二天他就回大陆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要分房子,我不知道分房子是什么,觉得很奇怪,后来听说没有分到。第二次是在台北,他跟9个大陆的作家去台湾访问,在台北待了几天。有一天晚上,别人都出去看热闹了,莫言不想去,所以跟我在饭店里喝威士忌沟通,还不小心把酒泼在我身上。第三次是在2005年一个和北大合办的斯特林堡戏剧节上。我们没有多少机会见面,但是我们经常通信。

  以前我觉得莫言的小说真的写得太长了,像《丰乳肥臀》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但是像《生死疲劳》到了末尾有点不够味了,如果能缩短一点会更好。莫言的短篇我很喜欢,任何一个字都不必改了。我读了2004年《上海文学》刊登的他的小说《九段》,非常短,两页的小说,觉得非常好,我马上翻译成瑞典文。从小说《九段》开始,我觉得他对文字的掌握能力非常好。

  羊城晚报:诺贝尔文学奖是如何选出来的?

  马悦然:推荐一个作家是2月1日以前寄给瑞典学院的,然后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小组15个人,他们从250个推选的人里选了三四十个人,介绍给院士们,这个是我们初步的选择。以后三月、四月名单缩小了,到五月底只有5个人。我们瑞典学院夏天不开会,我们夏天看那五个人的作品。9月中旬又开始开会,讨论这五个人的作品到底是谁应该得奖,马上就开始投票,投了好几次,每一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意思讲出来,最后投票就是在10月初,就决定谁要得奖。我们每一次争论都很激烈的,今年不太激烈了,意见比较一致。

  (注:本文节选自2012年10月28日《羊城晚报》人文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