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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早期社会的垃圾虽比较单纯，挖个坑埋了就行，不会造成多大公害，但对乱倒乱扔垃圾者，却有具体的禁令，且处罚非常严厉。 最早关于生活垃圾的处理，出自商朝，朝廷明令禁止乱倒垃圾。为此，孔子与子贡还进行了一次大辩论。《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谓：“殷之法，刑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子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意思说，商朝的法令规定，在街道乱倒垃圾的人，要砍掉一只手。子贡认为，倒垃圾罪比较轻，断手的刑罚太重，问古人为何如此严酷？孔子告诉他：“不在街上倒垃圾是容易办到的事；断手是人们厌恶的事。干容易干的事，不干心里厌恶的事，古人认为容易做到，就会人人都这么做，所以要加以严惩。” “乱倒垃圾就剁手”法律一直延续至秦朝。 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出现了专门清扫街道的环卫工人。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上，刻有专人打扫城市卫生的图案。《周礼·秋官》载，这些凭证上岗的人被统称为“条狼氏”，“条”在古代指“洗涤”。同时，拆房、填井、乱砍乱伐等也被视为破坏生态环境，并处以极刑。西周朝廷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 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生态保护法”的是秦王朝《秦律》中的《田律》。其中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毋毒鱼鳖，置阱阁，到七月而纵之。”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军阀混战不休，但诸侯们依然重视生态环境卫生，一些军阀颁布了“弃灰于道者，黥”的法律条文，即对乱倒垃圾的人，在脸上刺字，昭示天下，使其受道德谴责。 除严禁乱倒垃圾，古人也非常重视公厕的建设管理，甚至对厕所的具体位置也有严格要求。《墨子》云：“于道之外为屏，三十步而为之圜，高丈。为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而“公共厕所”早在西周便已诞生。据《周礼·天官》载，政府专门修建路厕供使用，又叫“官厕”。到汉代，都市已遍设“公厕”，称为“都厕”。唐代则出现了以清理垃圾、粪便为职业的队伍。《太平广记》载，“河东人裴明礼……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裴明礼也许是我国最早靠“垃圾”发家的“土豪”之一。南宋吴自牧描述都城临安（今杭州）市情风物的史料笔记《梦粱录》载，杭州街头巷尾当时就有每日早上专职“收粪”的“倾脚头”。讲究卫生的临安人，家中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他们定期向居民收取少许费用。宋代城市卫生保洁早已闻名于世，有所谓“花光满地”之誉。 两汉时期，战乱不息，自然灾害频发，导致汉帝国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引起了朝廷高度重视。甘肃祁连山北麓火焰山脚下发掘的悬泉置遗址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坞内房舍北壁墨书题记上的一封诏书，即《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又被称为历史上最完整的《环境保护法》。专家认定，这封诏书是西汉平帝时，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由安汉公王莽奏请和逐级下达的文书。文书的主体部分是月令五十条，主要围绕保护生态环境规定了四季的不同禁忌和注意事项，如禁止伐木：“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禁止焚烧秸秆和荒山：“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虫草木。”禁止捕鸟：“谓夭蜚鸟不得使长大也，尽十二月常禁。”甚至对猎杀幼小动物、开采金石银矿、掘地三尺做土活等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到了东汉，人们的环卫思想更加成熟，环卫清扫、道路降尘的机械陆续出现。《后汉书·张让传》曰：“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这大概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垃圾清扫机和道路洒水车。 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思想相对活跃的唐宋时期，相关环境保护的律法虽没那么严苛，但同样对乱倒垃圾等予以重罚。《唐律疏议》曰：“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也就是说，当时但凡随意丢倒垃圾，会被打六十大板，若执法者知而不罚，与乱丢垃圾者同罪同罚。北宋专门成立“环境卫生保护”机构——“街道司”，可招录环卫工人，每个人给予“二钱”月工资，其职责和现如今差不离，即负责清洁道路、疏通积水，为整理市容服务。明清时代代延续宋朝“城市环卫”制度，配置专职清洁工负责街道清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