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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这个由中华沃土孕育出的医疗体系，近几年在海外也掀起了热潮，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接触中医、了解中医，继而信中医、爱中医。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增加，特别是伴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医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成了本届峰会上海内外中医药“大咖”们热议的话题—— 壹 中医在美国 得以优化提高 梅州，是美国中医公会副会长薛初龙的故乡。35年前，他从广州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辗转英国、意大利、荷兰等国，从事中医的临床和教学工作，并最终落脚美国。 “我经历了中医在海外，特别是在欧美从落地生根，到传播普及，再到优化提高的过程。”薛初龙以他最熟悉的美国为例，1975年美国加州立法，令针灸临床合法化，“这也标志着中医在美国的落地生根。” 其后的40多年里，中医在美国迅速传播普及，美国47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都相继为中医立法；全美有56间针灸学校，每年培养一两千名中医针灸毕业生；全美发放了4万个针灸执照……“这些针灸师和他们的病人，大部分不是华人，而是美国本土人民。到现在，中医针灸在美国已经家喻户晓，是美国除西医外发展最快的辅助医学体系。” 在薛初龙看来，近几年来，中医针灸在美国基本普及的同时，已经进入了优化提高的阶段。首先是教育水平，已经将入门学位从硕士提高到博士；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美国国家医疗服务在大部分层面已经包括了针灸；美国从政府到大学到机构，对针灸的研究投入也在不断加大。“中医已经国际化了，也进入了美国和欧洲主流社会和主流医学。”薛初龙表示。 贰 重在“走进去”“待下去” 澳大利亚澳华中医学会会长张翼在澳大利亚从事中医临床和教学近30年，对中医在澳大利亚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取得的进步深感欣慰：“澳大利亚已有5000名中医师，也是第一个通过全国立法令中医行业可以实行全国注册的西方国家。” 更令他感到难得的是，在澳大利亚的立法中，中医是用中国医学“Chinese Medicine”的英文拼写来注册，而不是用更加宽泛、笼统的东方医学“Oriental Medicine”或亚洲医学“Asian Medicine”等拼写方式，突出了中医源自中国这一本源，以及中医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这一内涵。 “在澳大利亚中医注册分三类：中医师、针灸师、中药配药师”，在张翼看来，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澳大利亚是比较全面地接受了中医的治疗体系。 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医从业者，都希望中医更多、更好、更快地“走出去”，张翼也不例外。他认为，“走出去”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还要“走进去”“待下去”。 怎样才能让中国的传统医学走进海外各国的主流社会，在当地落地生根、发展弘扬？张翼提出，首先可以依托当地中医学会作为发展平台，一方面可以了解当地中医发展的水平，给予相应的支持，更有效地服务当地民众；另一方面，可以从根本上帮助当地中医师提高诊疗水平。 其次，要主动积极地与海外各地从事中医教育和科研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合作，举办各种讲座、论坛，更多向海外的主流社会、非华人的医务人员介绍中医药的最新临床技术和研究成果，更多地在海外的期刊上刊发中医研究成果，扩大中医的影响力。 最后，要定期组织多层次的海外中医交流活动，“通过交流，国外的中医师也能把各地的需求、信息、研究热点等带回国内，给国内的中医研究带来新的方向。” 叁 “走出去”最佳范例： 青蒿抗疟“广东模式” 说起中医药的“走出去”，为清除全球疟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青蒿抗疟“广东模式”是被与会专家们反复提及的一个范例。 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研究中心主任宋健平在会上分享了他和团队研究青蒿素复方，创造用青蒿素消灭疟疾的方案，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的过程。 早在1974年，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抗疟团队就坚持青蒿素及衍生物的临床研究，坚持青蒿素复方的开发及国际推广。2003年，团队开始跟新南方集团合作。近20年来，他们研制了青蒿素复方的创新药，同时用中医理论指导，寻找一种在世界范围内控制和消除疟疾的方案。“我们既是这个方案的创立者，也是这个方案的实践者，更是促进青蒿素帮助非洲消除疟疾的一线科研人员。” 宋健平曾多次到非洲实施抗疟项目。“中医药走出去、国际化，需要有科学的数据、证据来论证，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科学问题，”他说，“比如在一个示范区范围内，有多少人口应该用多少药，跟其他方案做对照，怎么样能实现最佳效果？”反复科研比对，团队首创用青蒿素复方推行全民服药的方案，最终在非洲科摩罗的两个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年来，我们做的事，就是研究不同国家地区的疟疾成因，然后以青蒿素复方抗疟为抓手，寻找最佳方案，让中医药的治疗方案走向世界。” 在宋健平看来，中医药走出去，最受困扰的一直是标准的问题，而青蒿素的抗疟就是一个抓手，“在这个过程中，将中医整体辩证观运用到了不同的疟疾防控领域，采取群体辨证施治法，从个体治疗扩展到群体药物干预，中国的中医药为全球的抗疟标准做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青蒿抗疟的“广东模式”，在柬埔寨、科摩罗、圣多美、多哥、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展开有效实践，也推动了青蒿素类药物成为全球的一线抗疟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