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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粤海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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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清代外销画中的官员画像 |
乾隆二十年(1755年)四月二十二日，浙江舟山群岛。 清晨，定海知县庄纶渭像往常一样，端坐县衙后厅，喝杯浓茶，静心定神，准备步入前厅，升堂断案。忽然，定海总兵领着几个士兵急匆匆跑进来，报告了一件急事： 港口外，来了一艘挂着米字旗的大船，官兵将其逼停，问明来由，获悉这艘来自英国的商船，不是来打仗的，而是买生丝茶叶的。船主名叫哈咧生，持有粤海关颁发的商照。 庄纶渭是个文人，工于诗文，出了两卷《问义轩诗抄》。不过，对于跟洋人打交道，他可没什么经验。有三个问题萦绕在他的心头，令他忐忑不安：一个持有粤海关批文的外国商船，为什么要来舟山做生意？是拒之门外，还是好礼相迎？洋人这趟舟山行，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为什么英国商人喜欢到舟山做生意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伴随着平定三潘和统一台湾两件大事的完成，清王朝结束了“迁界禁海”政策，开放四口通商,有限度地放开了对外贸易。 清王朝当时规定，四个海关中（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粤海关的办公地设在广州，浙海关的办公地设在宁波），只有粤海关所管辖的广州口岸对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其他三个海关对应的口岸，其贸易对象不是西方国家，比如浙海关的贸易对象主要是日本。不过，当时的日本实行了“锁国”政策，来华商船稀少。这样别无选择的贸易格局，令英国商人很不舒服。 进入18世纪，中英贸易呈现一边倒的态势。英国对华出口的货物主要是毛纺织品，广州天热，严重滞销。到头来，只能用白银来偿付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生丝和南京布的货值，弥补贸易赤字。康熙四十九年至乾隆二十四年间(1710-1759年)，英国出口到东方的白银多达2683万英镑，而货物仅有925万英镑，贸易逆差巨大。英国人认为，要想扭转被动局面，最好把毛纺织品卖到中国北方，因为那里气候冷些，或许销路会打开。 乾隆十五年(1750年)，英国将中国生丝的进口税率降低，与意大利持平。英国东印度公司立即大量购进，导致广州生丝市场的存货一扫而空，需要从内地采购。然而，内地生丝运到广州，需要翻山越岭，经过多个内关，运费和关税增加不少。而且必须通过广州的十三行采购，没有选择余地，无疑又增加了一道中间环节。茶叶出口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耗时太久，茶叶质量会下降。为了压缩这块成本，东印度公司很希望从靠近生丝和茶叶产地的口岸直接进口。 在广州通商，面临的最大尴尬还不是货物销路和运输成本，而是当地官府的苛捐杂税。粤海关对外国商船征收的船钞和货税不算高，但附加的杂税种类繁杂，数量众多，超出正税数倍，每艘船都要缴1950两规礼银。如果不交这笔钱，就会饱受刁难，各方面成本更高。雍正十年(1732年)，广州的各国大班（贸易代表）联名上书，要求豁免这笔规礼银，但被粤海关监督驳回。因此，东印度公司很想另找一个能够规避这类盘剥的商埠。 舟山群岛（属宁波管辖）似乎最符合英国商人的上述需求。它比广州离北方更近，而且冬季湿冷，毛纺织品或许好卖些。它毗邻生丝产地江浙和茶叶产地福建，可以就近采购，节约大量运费。设在这里的浙海关，没有明确制订针对外国商船征收关税的则例，这就意味着，附加税费有可能少得多。 二、闽浙总督“幸福的烦恼” 舟山具有的这些优势，当地官员也意识到了。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就奏陈：“如向来由浙赴粤之货，今就浙置买，税晌脚费俱轻，而外洋进口之货，分发苏杭亦易，快利加多。” 因此，英国人一眼就看中了这里。 早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浙海关就在定海城南建了红毛馆，接待西方商人，10年后，红毛馆终于迎来了第一艘造访的英国客人。船长卡奇普尔两度来到舟山，受到热情接待。不过，他打算在这里设立长期商馆，维持经常性贸易的提议，却没有得到清朝官府的正面回应。于是，此后半个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没再造访。没了客人，红毛馆也就逐渐荒废了。 可是，英国商人并没有放弃舟山。乾隆十八年(1753年)，东印度公司派出自己的职员、英国人洪任辉和贝文一道，住在江宁（今南京），一边学习汉语，一边搜集当地生丝的商业情报，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够在这里开辟新的商埠。两年后，哈咧生这艘船抵达舟山，打破了这里半个世纪的沉寂。船上的翻译，正是洪任辉。 洪任辉告诉知县，“因祖上曾到此做过生意”“闻得宁波交易公平”，希望在此购买丝茶。庄纶渭向省里请示，得到了三点指示：热情接待、公平贸易、照章纳税。于是，哈咧生及其船员被安置在宁波大商人李元祚的商行里，而洪任辉还揽了点茶叶生意。 哈咧生的舟山之行可谓三赢：各界官民抢购洋货，一扫而空；洪任辉买到了更便宜的茶叶，转运到欧洲发了小财；浙海关赚了几千两税银，荷包鼓了不少。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尝到了甜头的东印度公司，又派了两艘英国商船直接北上舟山贸易。这样，中西贸易在浙江似有经常化趋势。可是，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人却有些纠结：这些不速之客，既带来了白花花的银子，也带来了安全隐患。因此，在奏折里，他时而主张“加意体恤”，时而强调“严加防范”，决策思路陷入错乱。 浙江的官员陷入了“幸福的烦恼”，几千里之外的广东，高层更是非常窝火。 三、谁动了广东的“奶酪” 多年以来，中西贸易主要集中于粤海关，逐渐形成了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以及内务府官员三位一体的利益集团，他们从陋规中分润，赚得盆满钵满。沿海各省虽也有陋规，但比起粤海关还是小巫见大巫。当然，这些既得利益是建立在商埠垄断的基础上的。一旦有了竞争者，资源分配就会重置。舟山就是潜在的变量。 舟山的热闹，对广东的最大冲击，就是来广州做生意的英国商船逐年或少。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二年（1754-1757年）依次为27艘、22艘、15艘、7艘。粤海关的税银盈余也相应递减。因此，当英国船只动身前往宁波时，广州官吏和商人们唯恐失去这有利的贸易……便发送一份呈请及一大笔钱到北京，要求将贸易限制在广州。 广东官商的“不高兴”，与浙江官员的“烦恼”不谋而合。于是，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与兼管粤海关的两广总督杨应琚联名奏请，建议加重浙海关税率，乾隆帝批准了。于是，即将离开宁波的英船，得到了浙江官府的正式通知：自翌年起，浙海关加税一倍。 朝廷这么做，是要用经济手段迫使英船回粤贸易，避免外来势力对江浙重地的影响，从而达到“不禁之禁”的目的。 可是，加税并没有浇灭英船来浙贸易的热情。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八月，仍有一艘英船来到舟山，称“广东洋行包买包卖，把持刁难，故不愿去”，宁愿按照新税则在浙贸易。浙江巡抚杨廷璋如实奏报，并谨慎提出，与其任由英船逗留惹事，不如“此次应准其仍留贸易”。这份奏折，反映了浙江多数地方官的期待，即欢迎英船来浙贸易，为浙江带来丰厚的海关和陋规收入。 这件事让乾隆意识到，经济手段似乎失灵了，洋人并非“总在图利”。于是，他一方面同意了杨廷璋所请，一方面派朝中大臣杨应琚“赴浙亲往该关察勘情形，并酌定则例”。乾隆希望了解，究竟用什么办法，能把英商请回广东呢?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月十四日，杨应琚抵达浙海关。几天后，他草拟了一份调研报告，向乾隆帝建议：不仅要继续提高浙海关税率，正税“视粤关则例酌拟加征一倍”，而且即便在浙江就近采买货物，也要把产地到广州沿线陆路关卡的税费都补交了。他还强调，粤海关长期经营外贸，兵员、装备和地形都比舟山有优势。因此，发布限制浙海关贸易的谕旨“至明至当”。 显然，这位杨大人是“屁股决定脑袋”，处处站在维护广东利益集团的立场上。可是，乾隆并未采纳他的建议，反倒打算因势利导，将浙江的中西贸易纳入制度化轨道。 四、乾隆帝的态度骤变 乾隆的考虑，当然是广东官商不愿看到的结局。于是，杨应琚又写了一份名为“浙海关贸易番船应仍令收泊粤东”的密折，既强调了十三行服务皇室“劳苦功高”，又表达了“设法限制”和“不便听其两省贸易”的态度。 戏剧性的是，这份奏折不但赢得了“所奏甚是，前折竟不必交议”的高度评价，而且促使乾隆朝令夕改，决定收回允许浙海关开展中西贸易的成命。那么，乾隆的态度为何骤变呢？这与其关注的三项政治经济利益息息相关。 其一，粤海关通过具有特许贸易功能的十三行，可以低价购进西洋奇珍，进献皇帝以邀宠，很合乾隆帝贪财好货的口味，可谓投其所好。 其二，对于粤海关和十三行“包买包卖，把持刁难”的情形，乾隆有所耳闻，但他更看重粤海关对来华外商监控的完备体系。这样的体系，舟山短期内很难健全成熟。 其三，在他看来，将英商赶回广州，可以确保“浙省海防得以肃清”，避免江南士大夫深受西方影响，或与海外反清势力勾结，威胁清廷在江南的统治。 因此，在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乾隆选择了政治优先，将帝国安全和个人政治权威，置于搞活经济之上。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十日，乾隆帝发布谕旨，决定“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就在这份谕旨发布之前，杨应琚竟然调任闽浙总督。别忘了，这位杨大人先前可是极力维护广东利益，拼命贬损浙江。现如今，人调到浙江了，以前的话再翻出来，那就是啪啪打脸了。按说，“屁股决定脑袋”，现在既然当了直接管辖浙江的官员，该替浙江说说好话，争取点中英贸易了。可是，他竟然来了个“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把以前说过的话落实到底。 杨应琚上任不久，立即向新任两广总督李侍尧行文，并通知浙江官员遵旨照办。而李侍尧和粤海关监督李永标一道，传集外商，当众宣布：“嗣后商船都在广东收泊，如果再到浙江，定然押回广东。” 据说，几乎所有西方商人都很恭顺，表态支持。只有洪任辉提出异议，指出“该国贸易船只，往广往浙，俱系皇家分派。本年商船已于上年十月内发行，其有无往浙船只，不能预知”。 对此，李待尧也做了安排。他派中国商人前往噶喇巴（今雅加达），通知荷兰驻东印度总督：如有英船寄碇荷属东印度，即转告其“番船口岸定于粤东，不得再赴浙江”。 自此，在地方利益集团的干预下，清朝的外贸格局发生骤变。一口通商成为定局，浙粤外贸之争以广东的全胜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