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流沙河先生11月23日仙逝，要飞到天上的白玉楼，和陈子昂、李白、杜甫、李商隐、苏东坡、余光中这些蜀地诗人相见了。流沙河以诗名，是嘉名，也是“恶名”——1950年代他的《草木篇》受到严厉的批判，篇中的白杨、梅花等都成为恶木恶花。经历过文革的风雨艰苦，流沙河平反复出，恢复写诗，迎来他诗歌的第二春，这次赢得的都是嘉名了。 他写诗，也评诗。文章有起承转合，诗歌有跌宕抑扬；1980年代后期开始，流沙河的文化之河，大大转弯，改而流向古典文学、古文字学、古代哲学的研究和著述。《庄子现代版》、《诗经》等书，大受好评，大为畅销。他的散文和书法，则风格秀雅，自成一家；曾经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设馆卖字，笔墨有高价。成都一带的名胜，其匾额和楹联，以及书刊的名目，很多都是他的墨宝。 我和流沙河先生认识，始于1980年代，诗歌是桥梁；确切地说，余光中先生的诗歌是桥梁。由于刘济昆的推荐，流沙河在改革开放伊始，就关心台湾的现代诗，阅读诸人的作品，并撰写评论。他出版《台湾诗人十二家》，所论包括余光中、痖弦等人，所选诗以这两位最多，各有20首；又推出《隔海说诗》一书，由14篇文章组成，评论余光中的占了六篇半。流沙河对余光中有偏爱，对他最为推崇。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和余光中没有亲戚关系），与余光中所居地相隔两千公里，诗大大缩短了距离。两人写诗赠答，有一个起因是蟋蟀叫声引起的乡愁，其中流沙河的诗《就是那一只蟋蟀》为内地中学语文教科书所选，读者极多。余氏诗文全球华人地区都有知音，内地老一辈的知音中，湘水之滨有李元洛，浣花溪畔有流沙河。流沙河1980年代初读余光中的诗，感到“震动”；读到《当我死时》、《飞将军》诸篇，“想起孔子见老聃时所说：‘吾始见真龙！’” 成都这位诗人在2004年发表《昔年我读余光中》一文，这样写道：“天下之诗汗牛充栋，……可读的却很少；可读而又可讲的更少。余光中诗不但可读，且读之而津津有味；不但可讲，且讲之而振振有词。”余诗之不同凡响在此。流沙河讲余光中，讲“上了瘾”。有人请他讲，“有请必到。千人讲座十次以上，每次至少讲两小时，兴奋着魔，不能自已”。这样的盛况，绝对是一项纪录；在余光中的“接受史”上，应大书特书。 2018年秋天，我在四川大学文新学院讲余光中的诗，谈到这样的盛况，在座众多年轻的同学，觉得真不可思议。当年手抄诗集的“壮举”，在今天更是天“府”夜谭：八十年代有人向流沙河借了《余光中诗选》，熬了一个通宵，把整本诗集抄录了。在《昔年》一文中，流沙河引述他自己讲过的话：“余光中的诗作儒雅风流，具有强烈的大中华意识。余光中光大了中国诗，他对得起他的名字。” 新诗从五四时期开始到现在，有一百年的历史。很多人仍然不能接受新诗，一大原因是读不懂。很多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分行书写，诚然晦涩难明。余光中的诗可读可解，还可讲，“且讲之而振振有词”；流沙河讲余诗，如此激情燃烧，其理在此。他品诗有得，发表文章，后来在内地和香港出书，名为《余光中一百首》，对余诗要言不烦加以评点，其文字清隽活泼，个性流露，本身即为上佳的散文。这本书的香港版由我主编，1989年初面世。余光中的诗，题材繁富，情思深广，技巧高妙，领一代之风骚。流沙河于诗于文也卓有成就，我曾有文章称他是“蜀中大将”。他隔海析诗，具见文人相亲、同胞互爱、英雄相重的风范。两人都儒雅，饶有古风；我曾在杜甫草堂和流沙河先生喝茶，他有妙联述其怀古情调：“新潮你喝拉罐水，保守我饮盖碗茶。” 余光中1974-1985年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离港后两岸仍相隔不通；期间我人如其名，“维樑”成为两位余先生之间“维”系情谊和文脉的桥“樑”。二余工书法，风格不同，但其往还的尺牍都优雅，可讽诵。两岸互通后，1996年余光中第一次赴成都讲学，与知音流沙河见面；李白和杜甫的传人相见于诗圣的草堂，并拍照留念。1980年代流沙河编辑《星星》诗刊，二余在《星星》相遇，他们惺惺相惜相知三十多年，1996年初见后还有多次相聚。2017年秋余光中（生于1928年）仙逝，两年后流沙河（生于1931年）病故。2017年流沙河有挽联曰： 我未越海前来，想泉下重逢，二友还能续旧话； 君已乘风远去，知天上久等，群仙也要读新诗。 已离凡尘，挽联悼诗没能写了；相信余光中在天上正要发出对知音的欢迎词，在白玉楼头，共饮盖碗茶，畅论古今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