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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仙也要读新诗

——流沙河和余光中都在白玉楼了

来源:羊城晚报     2019年11月26日        版次:A11G    作者:黄维樑

    

  □黄维樑[香港]

  流沙河先生11月23日仙逝,要飞到天上的白玉楼,和陈子昂、李白、杜甫、李商隐、苏东坡、余光中这些蜀地诗人相见了。流沙河以诗名,是嘉名,也是“恶名”——1950年代他的《草木篇》受到严厉的批判,篇中的白杨、梅花等都成为恶木恶花。经历过文革的风雨艰苦,流沙河平反复出,恢复写诗,迎来他诗歌的第二春,这次赢得的都是嘉名了。

  他写诗,也评诗。文章有起承转合,诗歌有跌宕抑扬;1980年代后期开始,流沙河的文化之河,大大转弯,改而流向古典文学、古文字学、古代哲学的研究和著述。《庄子现代版》、《诗经》等书,大受好评,大为畅销。他的散文和书法,则风格秀雅,自成一家;曾经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设馆卖字,笔墨有高价。成都一带的名胜,其匾额和楹联,以及书刊的名目,很多都是他的墨宝。

  我和流沙河先生认识,始于1980年代,诗歌是桥梁;确切地说,余光中先生的诗歌是桥梁。由于刘济昆的推荐,流沙河在改革开放伊始,就关心台湾的现代诗,阅读诸人的作品,并撰写评论。他出版《台湾诗人十二家》,所论包括余光中、痖弦等人,所选诗以这两位最多,各有20首;又推出《隔海说诗》一书,由14篇文章组成,评论余光中的占了六篇半。流沙河对余光中有偏爱,对他最为推崇。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和余光中没有亲戚关系),与余光中所居地相隔两千公里,诗大大缩短了距离。两人写诗赠答,有一个起因是蟋蟀叫声引起的乡愁,其中流沙河的诗《就是那一只蟋蟀》为内地中学语文教科书所选,读者极多。余氏诗文全球华人地区都有知音,内地老一辈的知音中,湘水之滨有李元洛,浣花溪畔有流沙河。流沙河1980年代初读余光中的诗,感到“震动”;读到《当我死时》、《飞将军》诸篇,“想起孔子见老聃时所说:‘吾始见真龙!’”

  成都这位诗人在2004年发表《昔年我读余光中》一文,这样写道:“天下之诗汗牛充栋,……可读的却很少;可读而又可讲的更少。余光中诗不但可读,且读之而津津有味;不但可讲,且讲之而振振有词。”余诗之不同凡响在此。流沙河讲余光中,讲“上了瘾”。有人请他讲,“有请必到。千人讲座十次以上,每次至少讲两小时,兴奋着魔,不能自已”。这样的盛况,绝对是一项纪录;在余光中的“接受史”上,应大书特书。

  2018年秋天,我在四川大学文新学院讲余光中的诗,谈到这样的盛况,在座众多年轻的同学,觉得真不可思议。当年手抄诗集的“壮举”,在今天更是天“府”夜谭:八十年代有人向流沙河借了《余光中诗选》,熬了一个通宵,把整本诗集抄录了。在《昔年》一文中,流沙河引述他自己讲过的话:“余光中的诗作儒雅风流,具有强烈的大中华意识。余光中光大了中国诗,他对得起他的名字。”

  新诗从五四时期开始到现在,有一百年的历史。很多人仍然不能接受新诗,一大原因是读不懂。很多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分行书写,诚然晦涩难明。余光中的诗可读可解,还可讲,“且讲之而振振有词”;流沙河讲余诗,如此激情燃烧,其理在此。他品诗有得,发表文章,后来在内地和香港出书,名为《余光中一百首》,对余诗要言不烦加以评点,其文字清隽活泼,个性流露,本身即为上佳的散文。这本书的香港版由我主编,1989年初面世。余光中的诗,题材繁富,情思深广,技巧高妙,领一代之风骚。流沙河于诗于文也卓有成就,我曾有文章称他是“蜀中大将”。他隔海析诗,具见文人相亲、同胞互爱、英雄相重的风范。两人都儒雅,饶有古风;我曾在杜甫草堂和流沙河先生喝茶,他有妙联述其怀古情调:“新潮你喝拉罐水,保守我饮盖碗茶。”

  余光中1974-1985年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离港后两岸仍相隔不通;期间我人如其名,“维樑”成为两位余先生之间“维”系情谊和文脉的桥“樑”。二余工书法,风格不同,但其往还的尺牍都优雅,可讽诵。两岸互通后,1996年余光中第一次赴成都讲学,与知音流沙河见面;李白和杜甫的传人相见于诗圣的草堂,并拍照留念。1980年代流沙河编辑《星星》诗刊,二余在《星星》相遇,他们惺惺相惜相知三十多年,1996年初见后还有多次相聚。2017年秋余光中(生于1928年)仙逝,两年后流沙河(生于1931年)病故。2017年流沙河有挽联曰:

  我未越海前来,想泉下重逢,二友还能续旧话;

  君已乘风远去,知天上久等,群仙也要读新诗。

  已离凡尘,挽联悼诗没能写了;相信余光中在天上正要发出对知音的欢迎词,在白玉楼头,共饮盖碗茶,畅论古今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