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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权与容庚(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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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草字典》 |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11月26日，马国权《章草字典》新书发布会暨近代学人致马国权书札文献展在广州东方宾馆举行。新书发布同时，展出马国权收藏的近代学人信札、文献近300通（件），展示启功、王蘧常、沙孟海、沈尹默、商衍鎏、沈从文、邓散木、潘天寿等29位近代学人与马国权探讨学术问题的重要一手史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佐证。 马国权（1931—2002）是中国20世纪杰出的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广东南海人。他少承家学，10岁即临汉碑，12岁起临遍22册《陶斋藏印》，17岁问艺于冯康侯先生，又向秦咢生先生请益。1953年，考取中山大学古文字学专业副博士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容庚教授，以目录学入手，精研文字学、书学、印学重要典籍，参与《金文编》的考订出版工作。其后追随容老游学于大江南北，遍览周秦汉魏六朝遗址及各地博物馆金石铭刻，加之自身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成就了一生卓尔不群的治学风范。编著有《中国书法大辞典》《吴昌硕印集》《元刻草诀百韵歌笺注》《沈尹默论书丛稿》《补订急就章偏旁歌译注》《隶书千字文隶法解说》《增广汉隶辨异歌》等重要研究成果。 上世纪70年代初，马国权编纂《章草字典》之时，曾委托当时游学日本的许礼平影印若干资料，包括日本学者编写且非常稀有的《汉晋真迹字鉴》。启功得知其编纂《章草字典》之事，亦曾赠与若干章草资料。2002年马国权离世，其编纂的《章草字典》由旧友黎甘园、苏子强等帮忙整理，2003年定稿。可不知何故，这部《章草字典》冷藏了16年。今年终于得以回归广东出版。 就此，马国权儿子马达为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父亲的研究强调文字转化的角度 羊城晚报：马国权先生怎样与容庚先生结缘，并确定后来的学术方向？ 马达为：父亲早年学的是国际贸易，毕业后分配到二轻局，创办二轻美术研究所。有一次在北京出差途中，遇到一位中大招生办的人，得知容庚先生在招收研究生，于是欣然报名。其实父亲在十多岁开始，就跟随秦咢生、冯康侯等先生学习篆刻，两位老先生都要求学篆刻从识字说文开始，由此打下一些古文字方面的基础。 父亲跟随容老学习数年，容老带他们几位研究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料搜集。通过这次游历，父亲接触、认识了全国顶尖的文字学学者专家、书法绘画的创作者。这就是父亲研究文字的契机。1959年父亲毕业，分配到暨南大学，在工作之余依然热爱文字研究。我们知道，研究古文字，尤其是金文，是资料性的工作，如果没有新的资料，研究将受到一定的限制。于是，父亲逐渐转型到书法文字学的研究上，即从在容老处学习到的如何研究文字，发展为研究文字的变迁：由篆书到隶书，再到章草、楷书等。 羊城晚报：和其他《章草字典》相比，马国权先生的研究有什么特点？ 马达为：今次出版的《章草字典》就是他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在计划编撰此书的时候，发现学术界并没有一本关于章草字体的字典。当然，因为近代的诸多运动，以及内容较为冷僻，此书的保存、出版都经历了磨难。今次能成功出版，也是完成了父亲的遗愿。此书的出发点和角度是与一般的章草字典有一些不同的，父亲的研究强调文字转化的角度，在挑选字时非常严格。父亲在编撰的时候，对于挑选字有两大标准：首先，字是否属于章草；再者，字写得是否好。这是出于他自己本身就是书法家，对于字好不好看，有一定的挑剔。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有王蘧常先生的审定，王先生非常仔细地进行眉批，字的准确性由此得到保证。 羊城晚报：历经数十年，已经有不少章草字典出版。马先生的《章草字典》在当下有怎样的意义？ 马达为：他们一辈学人的研究可以概括为既有书法家的要求，又有文字学的功夫。有一些字典的编撰，往往是剪刀加浆糊，仅仅起到资料汇编的作用，起不到文字学辨识的功能。此类字典的编撰者要是缺乏文字学上的积累和造诣，就没有办法详尽厘清每一个部分的源流发展。章草，是书法的传统书体之一，是早期的草书，始于秦汉年间，由草写的隶书演变而成。章草是“今草”的前身，今草产生于东汉末。这其中的变化，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需要学者有足够的学力辨识。这可能也是这一部《章草字典》比同类著作优胜的一个地方。 羊城晚报：马国权先生到香港后，他的研究和工作受到怎样的影响？这让“艺林”这个副刊品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马达为：很大的变化其实谈不上。上世纪70年代，容老主动提出让父亲调回中大，协助他做《金文编》的增补工作。70年代末80年代初，父亲又被派到香港《大公报》，担任副刊“艺林”的编辑工作。由于工作变动，他在古文字方面的研究少了，在书法的研究著述上多了。新岗位上，在书画篆刻方面为其撰稿的名家也多了，尤其是年轻一代。陈凡先生注重老一辈名家的约稿，而父亲去到后，进一步完善了“艺林”的作者梯队，网罗了国内年轻一辈的学人名家，并将之推广到海外。可惜到90年代后，父亲移民海外，那个栏目好像被“消灭”了。 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格 羊城晚报：您个人在书画、金石方面有所造诣，这与家人尤其是父亲有关系吗？马公对您的创作研究有何指点？ 马达为：我个人自小就随父亲刻章，上世纪70年代跟随不少广州的书画名家学习，如黎雄才、吴子复等，李国华先生还带我上黄山写生。虽然自己对这些谈不上狂热，但自然而然地进入其中，这都是受家庭影响。父亲对我有一些指点，但我却十分喜欢在外面求师，书法上我就随吴子复先生学习，可能因为父亲的东西都看多了，少了新鲜感，“隔壁饭香”吧。 羊城晚报：这次展出的近代学人与马公往来信札，有什么亮点？ 马达为：仅启功先生与父亲的信件就超过一百封。里面大量谈论了书法与学术的话题，这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更可贵的是，这些信件都是他们的私人往来，谈论的氛围可谓真诚。如果从书法角度考虑，近年来学人书法兴起，越来越受到大家重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札中的书法创作较放松，真情流露。我们知道，在书法史中，鼎鼎有名的作品，往往都是手稿，如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羊城晚报：作为后人后学，您如何评价马公的学术？ 马达为：正如不少老师所说，一代学人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格，他们之后，再不是那种学习模式、教育模式。因为社会商业化，很多东西也随之商业化。我觉得大家不必追慕那个时代，将之视作历史去记录就好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