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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家庭对于小孩的教育都极为重视，从学区房到各种课外培训班，或聘请名师家教一对一进行辅导。很多父母竭尽人力物力，为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够成龙成凤，实现阶层跨越。这种现象在宋代也曾经出现过，在出人头地的高期望值下，教育焦虑一直都存在，具有悠久的实践历史。 宋代为了囊括天下英才，激发读书人的参政热情，于科举制度上有很特殊的设计，除了成年人能够参加科考，还有专为儿童设立的选拔渠道。年龄在15岁以下的人，只要熟读儒经，成绩优异，经地方举荐，即可录入太学，成为吃皇粮的监生。后来朝廷又进一步把选拔年龄下降到10岁。从全国各地录取来的早慧天才，经过太学、宰相、皇帝的层层考核，便可进入仕途，获授相应的品职待遇，成为官僚阶层，时人称之为“神童举”。 “神童举”虽然在录取标准和人数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和程序，完全是看朝廷的需要和皇帝的心情，但也为千千万万期望改变自身命运的寒门庶族子弟，提供了一个提前突破阶层壁垒的途径，其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可想而知。而且，人们也得以亲眼目睹了好些一步登天的例子。如北宋“西昆体”诗人杨亿，7岁时就因聪慧能文，受到宋太宗的优待重用，赐进士出身，后来成为翰林学士。另一个苏州籍神童刘少逸，13岁被举荐入汴京，宋太宗御试其诗赋，大为称赏，当即授予他美官校书郎一职。还有名满天下的晏殊，7岁就已非常出名，14岁时经“神童举”入荐朝廷，宋真宗赐其进士出身，后来晏殊出任宰相，成为仁宗朝的鼎鼐之臣。 这种“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的榜样效应，在民间各地激起了热烈反响，早教、优教之风空前高涨。当时江西的读书风气很盛，出过不少神童。宋神宗年间，江西饶州出了个神童朱天锡，11岁即获授官职，进入仕途，更是对那些“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形成了强烈刺激，引发了一场教育比赛。很多家长就像扑火的飞蛾一样，根本不管自家孩子的资质如何，有没有读书的天赋，从小孩五六岁起，就严厉督促苦读儒家五经。有些小孩生性活泼爱动，成熟度又不够，过早读书，很难集中精力，容易走神开小差。望子成龙的家长，就把小孩放进一个竹编的大篮子，用绳子高高悬挂到树上，隔绝小孩与身边环境的接触，期望令其心思和精神完全集中到书本上面，培养出专心致志的毅力。 家长对早教、优教的重视，又促进了培训市场的繁荣，出色的师资成为了稀缺资源，人才紧俏。那些具有耀眼履历的老师，都是名声在外，成为了抢手货，家长想要聘用，双方须事先谈妥价格，一对一地教会一本书给多少钱，报酬与所授学业的成绩挂钩，以此保障教学能力与高薪相匹配，完全是一边倒的卖方市场。然而，站在小孩的角度，枯燥繁重的学业，以及被寄望成为神童的巨大压力，导致很多人的天性被抑制，且时常被家长和老师责罚，无法陈述抗争，内心苦闷抑郁，加上昼夜读书的辛苦，致使许多人未成年即夭折。即使坚持下来但未能成为神童入仕的人，也留下了永久性的心灵创伤，一直生活在痛苦当中，成为了悲剧性人物。 不论古今，教育都是人学，即根据人的天分、爱好、智力发展倾向，因材施教，才能充分发挥出受教育人的卓越禀赋，崭然见头角。但人的资质各有高低，也是客观上的事实。能够理性地接受平凡，并且因这种平凡普通的人生而同样感受到快乐，是一种人生的智慧。反之，若为了硬求达到目标而无视常情规律，拔苗助长，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王安石的名篇《伤仲永》里的北宋神童仲永，最后泯然众人，即为活生生的例子。 制图/黄江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