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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自一开始曝出便备受关注，而后旷日持久的审理进程，更是吊足了公众胃口。直到最近，延宕两年之久终于尘埃落定，应该说“结果”还是相当熨帖人心的。当然了，就个案的审判而言，大众观感、舆论好恶，从来都是次要的。真正关键的，还是要看其中所体现出的专业主义和法理逻辑。不得不说的是，这一案件有着鲜明的特殊性，甚至可说是典型的“历史遗留问题”，其复杂程度远超一般人想象。 众所周知，2017年10月1日生效的《民法总则》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据此，孙向波是完全可以免责的。但，本案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案发时间2017年9月7日是在《民法总则》实施之前，按照法不溯及过往之原则，其只能依据之前的《民法通则》与《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款进行审理，而这两部法律都有“施救行为的过错归责原则”，简而言之就是“救助人若有过失就要担责”——类似规定，不仅导致以往某些“见义勇为者”被判赔偿，更是使得孙向波案变得微妙。 本案之所以拖延两年之久，时间主要就是用在了认定孙向波的施救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按理来说，当由原告方出具证据。然而，鉴于本案的敏感性和“高专业性”，法院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还是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在最终证明孙向波无错后，方才作出判决……梳理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我们看到了司法部门对法律秩序、对“旧法”有关条款最大程度的尊重，看到了其能动地运用程序手段实现正义的可敬努力。而最值得庆幸的还是：今后我们将不必再经历这番波折，就可给见义勇为者一份公道。 反观孙向波案，便更能凸显现行“好人法”条款的必要性。不再区分是否构成“重大过失”，只要是见义勇为就一律不担责。这对于培育道德勇气、引导人心向善、鼓励紧急施救，都是至关重要的。孙向波经历了一番波折才免于承担责任，而以后，更多的孙向波们，在立法端就被豁免了责任。让见义勇为者从源头免于“应诉”之苦、免于“不确定性”的折磨，这之后，涵养“助人风气”提升“社会暖意”，才有了健全的顶层设计。 作为“旧法”框架下遗留的最后一案，孙向波案的妥善收尾，让我们看到了司法专业主义的力量。而在“新法”体系内，见义勇为者将不必再经历孙向波式的煎熬，这便是“确定性”所带来的最大的确幸。 然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