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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南天》剧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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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高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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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取材于现实，却有一种魔幻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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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南天》海报 |
由万玛才旦和耿军监制、高鸣导演的深圳题材电影《回南天》，近日在第49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举办了全球首映礼，获得了现场观众的赞誉。电影节评价《回南天》为“中国南方新浪潮的又一代表作”：“影片所传达的南方独有的迷醉、潮湿的气息使人沉浸难以自拔。” “春夏之交，随着冷气流和暖气流的交织，空气中会凝结大量的水气，万物流泪，是一年中最难受的几天。”这是生活在南方多年的导演高鸣对回南天的描述。他说，这种气候特征和人在低潮中的情绪很像，于是他以《回南天》为题拍了一部在困境中寻找出口的普通人的故事。近日，羊城晚报记者对高鸣做了独家采访，听他讲述对“人生中的回南天”的看法，以及对都市语境下电影叙事新模式的独特探索。 影片揭秘 两男两女 回南天的错位关系 《回南天》讲述在春夏之交的南方，两男两女的日常，以及他们貌合神离又暗生情愫的故事。生活在城中村的杜鹃（陈宣宇饰）与小东（黄宇聪饰）是一对情侣，杜鹃在花店打工，小东做着守湖保安；杜鹃在去客户家插花时遇到了龙老师（梁龙饰），被他的神秘气质吸引，小东则偶遇了前来放生的女孩园园（林子熙饰），四个人的关系逐渐错位…… 影片起名为《回南天》十分准确，因为影片氛围恰如这种天气现象：潮湿、暧昧、复杂，主角的情绪如回南天中无所不在的水汽一般将人包围。 高鸣导演曾拍摄纪录片《排骨》，该片成为不少专业人士和资深影迷心目中的佳作，并入围国内外多个电影节。作为首次在剧情长片领域的探索，高鸣将他在都市生活中感受到的失落与挫折、困顿与希望统统注入《回南天》。加上编剧之一刘兵与制片人王磊的共同努力，剧本历时近三年方才完成。摄影指导大塚龙治也为该片的南方气韵塑造增益良多，这位著名的摄影师兼导演曾拍摄《鸡蛋与石头》等电影，并擒获过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虎奖。 在高鸣看来，外界对“南方电影即潮湿粘稠”的印象有些表面，“南方电影更深层次的特征应该是灵动和神秘”。在《回南天》的拍摄中，他在大多数场景下都采取了稳定拍摄，却在男女主人公住所采用了手持方式。在他看来，这个家犹如湖底，生活在其中的两个人则犹如两条鱼，流动的镜头便是包围着他们的水。 导演专访 理念： “南方美学”为创作提供更多可能性 羊城晚报：这是你的第一部长篇电影作品，在鹿特丹电影节首映之前心中是否忐忑？ 高鸣：刚开始很紧张，现场有90%的观众是外国人，我拿不准他们会怎么看待这部电影。但当影院灯光暗下来，大银幕投出画面，我就平静下来了。我感觉在跟观众见面的那一刻，《回南天》才算真的出生了。 羊城晚报：首映后观众的反应如何？ 高鸣：他们真的看懂了！鹿特丹电影节已有接近50年历史，大多数观众年龄都在35岁至70岁之间。《回南天》首映之后，观众提的问题都关于人性的困惑、对生命的感受、人与人的相处、城市人的情感关系等等。一个法国的制片人拉住我，说他在片中看到了欧仁·尤涅斯库《犀牛》的感觉：“仿佛一切都来源于现实，但却有一种荒诞感和魔幻感。”对我来说，无论观众说什么我都会接受，因为电影是跟观众一道完成的作品，每个人都可能产生不同的感受。 羊城晚报：《地球最后的夜晚》《春江水暖》《南方车站的聚会》都被认为是“南方电影美学”，鹿特丹电影在介绍《回南天》时也用了一个“南方新浪潮电影”的概念，你怎么看这些说法？ 高鸣：关于南方电影和南方美学，我也思考过很多。每个人心目中的“南方”都不一样，每个作者的“南方”也不一样。很多人都觉得南方电影就是潮湿和黏稠，但我觉得它还有特别的一点，那就是灵动感和神秘性，为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羊城晚报：写这个故事，是否因为自己内心也有过“回南天”？ 高鸣：我有一段时间觉得特别累，差不得快得抑郁症了。在气压特别低时，我会觉得天地混沌，自己像被一个透明玻璃罩子给罩住，哪里都是方向，但就是出不去。写这个本子的过程，也是给自己寻找出口。 羊城晚报：怎么走出“回南天”的困境，有答案了吗？ 高鸣：我要能说得清楚，就不会写这个电影了。这个片子可能大家看了会觉得模模糊糊，朦朦胧胧，有很多意义指向，但生命本身就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回南天”。 训练： 往女孩屋引蟑螂，让男孩住高温房 羊城晚报：电影是在深圳拍摄的吗？您是深圳人？ 高鸣：是在深圳拍的，就在回南天的季节。我老家是江西的客家人，已经在深圳生活了二十几年。 羊城晚报：两位演员一个说普通话，一个说粤语，是不是在暗合深圳的人口构成？ 高鸣：有一种说法是，深圳是一个长在南方的北方城市。这个城市的好处就在于你不管讲什么方言都不会显得突兀，包容性很大。我们在选演员时，讲什么语言并非第一考量的因素，选完了之后才觉得，好像男主角带点南方口音也不错。 羊城晚报：两位主角都是新人，但表演却非常自然且有生活质感，如何做到的？ 高鸣：两位演员以前都拍过短片，这一部算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长片电影。他们都是90后，但我设定的原型心态更接近70后和80后，想拍中年人骨子里那种懦弱的情绪，想看到他们“关上门的状态”，这点90后的演员特别难理解。我塑造他们的办法特别简单粗暴——把他们”扔”在拍摄地，说“这就是你们的家”，让他们跟片中的人物一样，除了睡觉不在一起，该做饭做饭，该休息休息，平时去花店上班或者做保安，就跟普通人过日子一样。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个月。 羊城晚报：中间出过什么需要调整的情况么？ 高鸣：头三天，他们过得特别甜蜜，跟真的小两口过日子似的。我感觉不对，我不要拍成偶像剧，于是就开始想办法“折磨”他们，去打破他们内心的舒适感。比如女主角是北方人，但我不允许她房间里有蚊帐和蚊香，还在地上放了一点油来吸引蟑螂，结果女孩坚持了一个礼拜之后哭了，说晚上基本没好好睡过一觉。我说，给你买蚊帐，但你要记住这种感受。 男孩本身家境不错，但我让他住在一个顶楼没空调的小房间，室温高达四十多摄氏度，只有一个小电风扇。他坚持了十天左右问我能不能换房子。我说没得换，就是需要他慢慢从内心去接近角色，感受那种“没有人帮我，只能自己努力奋斗”的心态。 我大部分时候是一个旁观者，不干涉，偶尔默默使个招。慢慢地，两个人活出矛盾，开始经常吵架，甚至三四天不理对方。有一天，女孩不让男孩开小摩托送她去花店，非要自己坐地铁。我就知道，大家心里的那种褶皱感基本长出来了，可以开机了。这种小成本电影，能拿出两个月去“体验生活”，已经到达极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