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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报纸上宣传的戴口罩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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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报纸上的公告：口罩药布暴利商店，罚款可作防疫献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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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肮脏泥泞的城市街道 |
一、口罩成了1940年长春最紧俏的商品 1940年10月23日，东北报刊《大同报》刊登了一条短讯，标题是《口罩药布暴利商店，罚款可充防疫献金》，正文如下： 首都警察厅保安科经济股于日前检举之卖口罩暴利商店，日满廿四家，已拘押于警察厅。于廿二日又检举四家，共廿八家商店。警察鉴于防疫期间，此等暴利殊非平日可比，故决将采取严罚主义，除于警厅拘押外，或将转送检察厅。不过，有大部分人希望，此等罚金应充防疫献金。 此外，市内尚有满系二百余家、日系一百五十余家，加以发卖处，计达五百余家药局及商店等有暴利行为。故由廿日晨，胜目股长等对全市内尽行搜检，俟检举完了后，再行处置。 这条短讯里的“首都”，并不是北京，也不是南京，而是现在吉林省的省会长春。长春怎么会变成“首都”呢？因为1940年的东三省正处于伪满洲国统治之下，伪满把长春当成了“首都”。 将以上短讯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说，疫情蔓延期间，长春一些商家趁火打劫，坐地起价，暴利销售口罩和医用纱布。长春警察局收到举报，查处了500多家商店，拘捕了28个店主，准备予以重罚。民众则希望当局能够取之于奸商，用之于公众，将罚款变成防疫经费。 1940年的长春有什么疫情呢？非常可怕，鼠疫。那年秋天，这场鼠疫在长春市区悄无声息地蔓延，短短一个月内就让将近9000人感染，死亡至少600人，一部分日本侨民恐慌逃离。为了控制住疫情，伪满当局采取了几条在当时来说比较科学的积极措施。 首先，对所有能够进出长春的交通要道和车站进行检疫，禁止感染者离开市区。 其次，在长春开展“清洁运动”，让戏院、影院、酒店、饭店暂停营业，对所有公共场合做消毒处理，要求市民勤洗手，勤换衣，灭鼠灭蚊，晾晒衣被，往厕所里撒生石灰。 最后，强令司机戴口罩营业，市民戴口罩出门：“巴斯（bus）、马车、洋车运转者，勿令营业；禁止市民不戴口罩外出，不问男女老幼，均戴口罩；倘发现不戴口罩者，将用第二十一条最高处分罚金刑，罚金二百元。” 出门不戴口罩，罚款200元，这200元是当时在东三省流通的伪满币。查1940年长春工资、物价和所得税法，厂矿工人平均月薪只有65元，月入超过600元就要缴纳所得税，44斤一袋的面粉售价8元，200斤一桶的大豆油售价50元，200斤一桶的高粱酒售价60元，100个鸡蛋售价11元。也就是说，如果不戴口罩上街，就有可能被罚走几个月的薪水，相当于失去1100斤面粉，或者800斤豆油，或者660多斤高粱酒，或者1800多个鸡蛋。 罚款如此惊人，民众当然要重视起来。就算很多老百姓认识不到疫情的可怕，更不理解口罩的防护功能，单是为了避免被罚，也要给自己和家人置备口罩啊！所以呢，大家都乌泱乌泱地赶到药房和商店购买口罩，口罩成了1940年长春最紧俏的商品。 二、“时常看见仅盖上嘴而露出鼻孔的人” 因为口罩供不应求，所以商家大赚，所以口罩价格上涨，本来一只口罩只卖0.3元（伪满币，下同），很快涨到了3元甚至5元。咱们在前文分析过，工人月薪才60元，不吃不喝攒一个月工资，只够买十几只口罩，民愤自然极大。 光是坐地起价还不够，还有人造假：“尚有药布非常小，仅足掩住口部，两端带木棉丝者，使系官不胜愤慨。”那时候防疫口罩是多层的，外层是棉布，内层是纱布，奸商为了降低成本，把内层纱布做得非常窄，不能完全遮盖口鼻，甚至用劣质木棉丝代替纱布，很难起到过滤飞沫和粉尘的效果。 一方面是价格飙升，一方面是假货盛行，为了平息民愤，当局必须惩办奸商，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那条短讯——长春警局一口气查处了500多家商店，拘捕了28个店主。 奸商受到打击，市面上口罩仍然不够用，底层贫民要么买不到，要么买不起，可是又得上街谋生，不能天天在家里待着，让老婆孩子忍饥挨饿，怎么办？只能自制口罩。 1940年10月15日《大同报》有宣传文章：“戴口罩不仅防细菌侵入，且可防自菌撒布，举凡市民，且不可不戴口罩外出。……药店买的口罩最好，如果是自己做的，须放四层药布于其中。其中之药布，每日须用胰子水洗一次。”戴口罩既能防止病菌入侵，又能避免自己呼出的病菌传染他人，大家外出一定要戴口罩。如果能从药店买到口罩，那当然最好，实在买不到，也可以自己做。注意，自己做的口罩，里面一定要垫四层医用纱布，并且还要经常清洗纱布，戴完回家，把纱布取出来，用肥皂水清洗清洗，晾干以后，第二天接着用。 自制口罩的防护效果终归比不上正规口罩，每天清洗，重复利用，防护效果会更差。但是随处都有可能与鼠疫感染者密切接触的外界环境里，有那么几层布做屏障，总比什么都没有强。问题在于，那毕竟是大半个世纪以前，多数同胞都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科学常识和卫生观念都严重匮乏，人们内心总是下意识地反感“不戴口罩就重罚”的禁令，总觉得戴上口罩憋闷难受。如果我们有机会并且有胆量穿越回去，行走在1940年秋天的长春大街上，就会“时常看见仅盖上嘴而露出鼻孔的人”。换句话说，好多人不会戴口罩，或者不愿意戴口罩，戴口罩只是走形式，只是为了避免被罚，戴跟不戴一个样。 民众重视不够，不愿配合，医疗设施又落后，伪满的经济实力和动员能力也严重不足，所以1940年那场鼠疫既没被控制在最小规模，更没被斩草除根。从1940年到1943年，从长春到东北其他城市，包括邻近的内蒙古与河北，陆陆续续都经受过鼠疫肆虐的苦难。 三、仁丹价格一度飙升生意火爆 整个民国时代，在其他政权统治下的区域，同样是瘟疫频发，从华北到岭南，从青藏到江浙，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瘟疫不曾光顾的乐土。抛开行政能力和医疗水平的落后不谈，民众观念落后是一项关键原因。 1929年春夏之交，天津也有鼠疫传染，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华人医生和租界里的传教士都义务上街宣讲戴口罩的好处，还现场示范怎样自制口罩。民众反应如何呢？《华北医报》有评论：“我同胞向不知卫生为何事，任意便溺者有之，沿街倾倒污秽者有之，口罩本为卫生保命，今虽教员亦不佩戴，恐遭人耻笑。”少数戴口罩的有识之士反倒要遭受多数愚昧同胞的嘲笑。 1931年春天，上海暴发流行性脑膜炎，《申报》连续刊发警告：“出门时戴上口罩，可免病菌由空气侵入人体，此种口罩由各药房代卖，或可用纱布自制。”但是很少有人听从。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一个青年学生戴着口罩去拜访朋友，竟被一群地痞当成躲避赌债的欠债人，七手八脚摁住要打，扯下口罩才知道认错了人。 1932年8月，西安传染流感，药房代售口罩和日本药物“仁丹”，顾客上门求购，宁可买那些服用以后不但不能预防流感还极可能有副作用的仁丹，也不愿购买只要戴上就能降低感染概率的口罩。口罩平价销售，每只3枚铜元，无人问津；仁丹飙升到1.8元（银元）一小包，依然生意火爆。最后《西北文化日报》的人看不下去了，从爱国和抵制日货的角度发表了一段评论：“值此国难当前，强敌压境，灾荒疫疬风行之时，政府忙于应付外患，地方人士亦皆劳于救灾弭祸，而那不耻之徒竟认贼作父，以全国公认的仇货仁丹为抗疫之良药，叹我国道德沦亡于此！” 当时小鬼子尚未全面入侵中华，正在蚕食东北和华北，民间抗日情绪日渐高涨，时有抵制日货的呼声，故此媒体评论，将仁丹视为“仇货”，将购买仁丹视为“认贼作父”。其实站在比较理性的立场上分析，只要仁丹真的有效，那就不应该反对人家购买，国内医药界还应该迅速仿制，推出更廉价更有效的药品，这跟爱不爱国没有一毛钱关系。不过仁丹对于预防流感真的毫无作用，最多只能起到安慰剂作用，放着口罩不用，却要去追捧暴利销售的仁丹，这就真的是愚昧心理在作怪了。 四、民智要慢慢开化 陋俗要慢慢革新 1947年3月，福建暴发流行性脑膜炎，省政府、市政府和卫生院到处张贴布告：“预防脑膜炎，须戴口罩。”“口罩制法简单，只须用消毒棉一块，厚约五分，缝于夹层消毒纱巾中即可。戴过一星期须蒸一次，蒸法：用铁盒盛水，以竹筷横架于水上，将口罩放置于竹筷之上，加盖蒸十分钟即可。”可是底层民众都不懂什么叫“消毒棉”、什么叫“消毒纱巾”。就算知道，就算有消毒棉和消毒纱巾在手边，他们也未必愿意给自己和家人做一套口罩。一是天天忙于谋生，没工夫；二是觉得太麻烦——用完还得蒸，蒸米饭可以，蒸口罩就算了吧！ 几千年文化传统，肯定保留着许多不合科学的观念，而民国时代只有短短几十年历史，还伴随着军阀割据和内忧外患，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民智要慢慢开化，陋俗要慢慢革新，医疗体系要慢慢建立，不可能一下子扭转乾坤。 甭说民国，咱就说现在，疫情尚未结束，国民万众一心，自我隔离，佩戴口罩，酒精消毒，比民国时代当然是进步多了。可是仍然有那么多极端自私又极端愚昧的同胞，竟然将同社区的医护人员堵在外面，不让人家回家，理由是害怕人家把病毒带回来。人家整天在抗疫第一线奋战，却失去了下班以后回到自己家休息的人权！这些业主既缺乏科学常识，又缺乏基本人性，从民国到今天，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从这些人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进化的迹象。 本报统筹\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