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醉驾顶包”需从法律层面增强震慑力

　　来论选登

　　□木须虫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1月至10月底，全国共查处酒驾违法行为170万起，查处醉驾违法犯罪行为30多万起。值得注意的是，违法行为人酒驾醉驾之后找人顶罪现象，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记者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自2014年以来，此类案件数量呈不断攀升趋势。（4月9日法制日报）

　　顶包现象并不鲜见，算的是舍小保大的比较账，近些年“醉驾顶包”现象呈攀升趋势，这是其内在驱动。

　　“醉驾顶包”通常都出现发生交通事故之时，按照通俗的说法，无论是事故责任在谁，谁醉驾了“一碗都是他的”，哪怕是被撞了。这说明，醉驾与非醉驾所造成的交通事故代价是有明显区别的：首先，醉驾者无论什么情况均需负全责；其次，若是醉驾所造成的交通事故损失，保险不予赔偿；再次，醉驾会构成危险驾驶罪，比非醉驾情况下同等情形的交通肇事罪更为严厉。此外，因为醉驾者的身份不同，所面临的其他代价也有不同：比如，公务员醉驾被追究刑事责任，饭碗就丢了；企业业主因醉驾判了刑，企业可能因无人打理便有黄了的风险。

　　纵观以上因素，不难看出醉驾者找个顶包的，不仅可以让自己瞒天过海，还可以止损于最小——如，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可以让保险来买单。

　　此外，从找人顶包行为所须负的责任来看，收益远高于风险。一方面，目前交通事故执法上，对顶包行为调查与处理不够重视，甚至在一些醉驾交通事故发生后，发现顶包行为的，仅对醉驾者按醉驾追究责任，对顶包者批评教育而不再追究。这无异于变相鼓励。另一方面，对顶包行为双方的处罚，司法层面也有模糊地带，比较明显适用的是刑法上的包庇罪，而一些针对醉驾顶包的司法判例，大多对顶包者以包庇罪定性，处罚为半年刑期并适用缓刑，而对被顶包行为人，则没有明确的刑罚或者是经济处罚。

　　不难看出，醉驾顶包具有一定投机性质，其行为已妨害国家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公正。针对“醉驾顶包”案件数量有不断攀升的趋势，司法层面有必要完善法律法规，增强震慑力。比如，“醉驾顶包”是双方关联行为，应当“同罚”，即追究顶包者的包庇责任，同时追究“发包者”除醉驾之外的责任——如，追加相同刑责，或者作为追究危险驾驶罪从重处罚的条件予以追责；又比如，除了追究刑事责任之外，还对行为双方予以高额的经济处罚，以此抑制打经济算盘的顶包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