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多年来华文文学的研究，几乎被小说这个文类所垄断。小说研究中，以严歌苓最火红；本栏前曾引用古远清编著《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7》中的资料，作为佐证。月前出版的《年鉴·2018》，让我们看到严歌苓真是“热”得火上加油。对这位北美华文小说大家的研究，种种期刊发表的大量论文不算，光是2018年内地高校完成的硕士论文，就有16篇。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近有吸睛的文章《好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我改用其题，成为《好像不研究严歌苓的小说，就不是研究者似的》。 小说从近世兴起发皇以来，其受读者欢迎，一向胜于诗和散文。读者多、影响大，自然值得研究。二十世纪的理论如心理分析、叙事学、后殖民，等等，又为小说研究增开了门径，于是它渐渐变得一门独热，诗和散文则门庭冷落。小说研究者又喜欢跟风追星，乃有近年的严歌苓现象。严的小说和电影，我观看过一些。她才华横溢，是讲故事高手；我指出这个现象，毫无贬意。我心悲凉的是“趋炎附势”，这个学术界的偏颇，已导致文学研究的生态失衡。 古与今，中国都是诗之国，也是散文之国。就以华文文学中的香港文学而言，我书架上所存放，如胡菊人、陈耀南、岑逸飞等等的杂文集，各具特色与成就，显出作者才华横溢，都值得华文文学研究者深入研究，“发潜德之幽光”。先秦的散文，现代鲁迅的很多散文，就都是杂文。专栏杂文是香港文学的重镇，对众多香港读者有细水长流的大影响。华文文学研究应保持生态平衡，要避免批评的“贫富悬殊”。
